简介:本文讨论大体断代至乌鲁克末期的一组印章资料,特别是乌鲁克城市滚印(ArchaicCitySeal)、乌鲁克城市封印(UrukCitySealing)和乌尔一号封印(UrCitySealing,No.1),将它们放在历史时空内来认识。此前学界忽略了乌鲁克城市封印和乌尔一号封印彼此之间的一个重要对照,即前者之中没有乌尔(Ur)城名而后者之中没有乌鲁克(Uruk)城名。在分析基本资料并对相关理论问题做出澄清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这个对照不是偶然的,其实佐证了乌鲁克末期南部巴比伦尼亚的分裂,尤其是地理位置极为接近的乌鲁克(Uruk)和乌尔(Ur)城之间的冲突。这可以为认识这一时期的两河流域区域政治提供一条新的证据,甚至可以作为一条线索来理解乌鲁克末期及之后一段时间的巴比伦尼亚地区。
简介:对于左拉小说中的遗传学话语,以往观点一般停留在常识而非研究层面,倾向于认为遗传学话语与小说不存在本质联系,仅为一种硬生生的“无机外来物”;至于遗传学话语如何与小说素材有机融合,如何渗透到小说肌理中去,同时小说又在多大程度上改造、重组、演绎、诠释了遗传学知识方面,并不为研究者所重视。相反,本文秉持一种有机论,试图通过解析左拉巨制《卢贡-马卡尔家族》所涉及的主要遗传学话语,挖掘微缩于遗传学框架中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资本主义深度分裂的图景,展示遗传学话语与小说内在的深度有机缠绕,并探讨左拉如何以这套话语作为一种奇特的言说方式,言说自己所求索的拯救社会之道,以此证明左拉小说的遗传学话语绝非可有可无。
简介:1961年后期,为了将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采取了暗中斗争的方略,对定性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苏共新党纲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其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人手,开始着手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时显露的否:毫“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中共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简介: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所谓“西藏独立”,本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也是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维护旧制度统治所致;反分裂斗争应首先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干涉破坏,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才能成功;反分裂斗争应实行政治为主、军事为辅,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方针;西藏人民是实现斗争胜利的决定力量;根本在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反对分裂西藏斗争不仅情况复杂,而且具有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