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8、19世纪,作为整体符号体系的儒家世界开始受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冲击,一种普世主义的帝国宇宙观逐渐动摇,并试图在作为他者的西方面前寻求一个相对化的自我定位。各路知识分子在亦敌亦友的西方参照下,整合国内分化的各种势力,加入到西方所建构的国家秩序与话语体系中来。建国以后,如何在新生政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处理少数民族他者问题成为工作的重点,这一时期的民族识别与民族政策基本确立了中国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框架。在西方社会的冲击下,建国以前的汉民族想象与建构是一种自我寻找与定义,而建国以后的汉民族书写却依赖于对少数民族他者的分类,进而体现主体汉民族的现代性与同质性。90年代以来,随着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西方学者的深入研究,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建构策略在"作为自我的他者"和"作为他者的自我"的双重影响下不断遭遇实践与理论困境。这一历史生成的学术困境——即将中国作为一个符合国际格局的民族国家进行表述,还是将其作为一个超民族、超国家、超社会的体系进行书写——需要在长时段的历史事实与知识脉络中寻找出路。
简介:宋代内臣在官阶迁转到内东头供奉官时,需要从内侍两省转到枢密院管理,进入武阶序列迁转,是为常规迁转路线上的“止法”。但对于在御药院、内束门司等要近机构担任差遣的部分内臣而言,他们可以在官阶保持为内束头供奉官的情况下,将供职时的劳绩折算为应迁转的阶次,待转出时可以直接获得较高的阶秩。内臣的这段经历被称作“寄资”。作为一种特殊的品阶管理制度,寄资在两宋随政治制度的发展形势屡经废置,在时人的认识中也由“侥幸之门”变为“祖宗法”。以时间为轴考察寄资制度的演变,可以帮助我们在制度史的视野中重新认识宋代内臣作为官僚的属性,并进而思考内臣品阶管理制度所可能体现的内外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