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元代荫叙制度具有“民族性”的典型特征,将四等人制贯彻至选官与任官环节中,荫叙制本身对不同族群承荫人初授品级高低、所能进入职务系统,都有所区别;元代在维持其基本限定原则的基础上,尽量维护统治蒙古、色目族群中(选择通过承荫入仕的)贵族和高级官僚子弟的政治特权,并让他们通过荫叙制享受这种特权时更通达,前途更光明一即享有一些较优的仕进渠道.不过元代大量的荫叙案例显示汉人、南人家庭也在积极并稳定地参与荫叙.北方汉人和江南地区旧仕宦家庭和个体在元初的承荫情况表明:荫叙制度不但是统治上层“根脚”人士子弟的出仕捷径,也是江南勋旧、新贵家庭将已亡政权中政治、家族资历换做新政治资格的一种途径或手段,这些南宋时期地方精英阶层利用荫叙制实现了家庭政治资格的传递,入元后继续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简介:有清一代,锦屏的王寨、茅坪、卦治已经发展为贵州的最大木材市场。发生于清水江地区的"皇木案"、"白银案"、"争江案"、"伕役案",统称"清江四案",全面的,也是最集中的反映了"苗杉"在流通交易过程中的情况。"皇木案"反映明、清王朝征派"苗杉"的由官员专办转制为木商兼办的过程;"白银案"反映外省木商使用假币购木的情况;"争江案"反映各寨充当交易中介的行户夺"当江"权益的贯穿于有清一代的斗争;"伕役案"反映因"当江"各寨受益多寡而承担徭役不均引发的不断诉讼,此类社会现象,史不记载。"四案"的诉状和政府的公文保存于民间,就成了反映锦屏林业史的宝贵的民间文献。本文首先介述"皇木案"反映"苗杉"皇木转化为商品的历史轨迹。
简介:随着西方“五大洲”学说的广泛传播,地跨欧亚的土耳其成为中国知识人想象亚欧与定位自我的灵活资源。晚清国人不仅从地理常识、地缘政治、西化改革角度判定土耳其为欧洲国家,也在洲际意识日益强化的时代背景下,将同处弱势地位、政教风俗相似的土耳其纳入亚洲舞台。一战之后,在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新土耳其革命和改革取得成功、中国反帝运动蓬勃发展、中日关系渐趋紧张等因素综合促动下,国内各政治势力和知识界偏向于将“亦欧亦亚”的土耳其明确归入亚洲,并赋予其复兴亚洲、抗衡西方的领袖国身份。此种建构与想象因评判标准的不同、观察视角的差别,以及与实际情况的背离,不时呈现某些逻辑困境和现实矛盾,反衬出“欧洲说”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简介:1866年瞻对赏藏及其后收归川属是清末川边史上的重大事件。1896年,川督鹿传霖率先筹瞻川属,因清廷反对而功败垂成。随着英国在1903年第二次入侵西藏,清政府终于一改此前反对收瞻之旨,谕令川督锡良、驻藏大臣有泰及帮办大臣凤全筹瞻川属,此时锡良态度模棱两可,风全力主之,有泰则坚决反对,长达半年之久的争论终致筹瞻无功。1905年初凤全被杀后锡良开始用兵巴塘,对此瞻对藏官则直接出兵干预,锡良意识到筹瞻川属势在必行,遂在巴塘战事结束后力主收瞻,但因他地乱事丛脞而未及实施。直到1906年6月清军攻克桑披寺川边战事暂告一段落后,锡良奏设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改土归流大幕拉启的时代背景下,时任川督赵尔丰终在1911年将瞻对收归川属。从清末瞻对问题的连续性审视,锡良督川时期筹瞻川属虽未实现,但以锡良为首的地方官员关于筹瞻川属的谋划和举措以及锡良筹瞻态度的变化,彰显出筹瞻川属已是川边内外交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同时客观上在鹿、赵之间构筑了联系的桥梁,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简介:<正>“红学”研究二百多年来,很少有人从民族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很少有人旗帜鲜明地说《红楼梦》是满族文学的不朽名著。关于《红楼梦》的题材,“红学”界的认识大体可分二类。一类,不承认《红楼梦》写的是清代中期的社会,认为只是写个别人的闲帐。于是就产生“明珠”说、“纳兰”说、“顺治”说、“傅恒”说、“张勇”说、“和珅”说,总之是写一家之事。这一类之中有另一极端,认为《红楼梦》就是写雍乾时期的政局史,全书主干是“排满思汉”的民族思想。于是用猜谜的方法,猜测那些所谓影射,抨击《红楼梦》中的人和事,《红楼梦》中的人和事是实有所指,更有站在排满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