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史家作为史籍撰述的主体,其素质修养如何,直接决定着史籍的价值。中国古代史学重视史家修养,由此形成了丰富的史家修养理论。纵观中国古代史家修养论的形成过程,先秦秦汉为滥觞时期,其直书不隐的“良史”观、论载历史的使命感,为此后史家修养理论的初步总结留下了思想财富。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第一个专篇,提出了“素心”以“析理居正”的史家修养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做出了初步总结。唐初以三篇帝王诏令、《隋书·经籍志》和《晋书》为代表,对史家修养与史官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推进了南朝以来史家修养理论的发展。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栽在讨论“自古以来文士多史才少”问题时,提出了史家需具才、学、识“三长”的理论,所撰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对此作了系统阐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形成。
简介: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的成因,目前学术界存在理性主义与文化主义两条大相径庭的解释路径。前者采取"增量"视角,强调作为观念变迁动力机制的现代化的重要性;后者采取"存量"视角,聚焦政治文化延续性对于观念的制约功能。长期以来,泾渭分明的"理性—文化"二分法带来了研究路径的分野,但事实上经济增长、社会变迁、政治发展所代表的"理性增量"与传统政治文化所代表的"文化存量"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生成和演变的宏观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其背后的中观机制。本文认为,理性与文化因素均需借助社会学习、政治传播等政治社会化机制才能对公众施加影响,因此以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介为核心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至关重要。对人教版第十一套中小学政治教科书和2002~2014年《人民日报》的分析表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理性增量"和"文化存量"并存,两者的相互对冲塑造着转型期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当代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的形成归根结底是一种介于"理性与文化之间"的发生学。
简介: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人逐渐形成了努力发展现代文史研究以与西方汉学竞胜的学术共识。受此信念驱动,胡适、陈垣、陈寅恪等人,在批判继承乾嘉汉学遗产基础上,借鉴西方汉学将文史研究与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结合的治学路径,努力打破陈旧观念,发展出可与西方汉学界竞胜的现代文史研究形态——新汉学,并试图将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打造成新汉学的中心。虽然这一努力遭受挫折,但其理念及积淀的经验与学术人才,对此后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正是承接了前一时期新汉学发展的经验与人才,并将与西方汉学竞胜以争取国家荣耀的理念意识形态化,才迅速蓬勃发展成为中国文吏研究的领导机构,并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史研究的现代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