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邮票作为一种将信息内容、渠道与受众有机结合为一体的图像传播媒介和政府主导发行的有价经济凭证,从诞生伊始就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政治意义,邮票图像的政治传播功能也远远早于它的文化、艺术和审美功能。在140年的中国邮票发行史中,邮票的图像政治传播功能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的演进历程。晚清由于封建王权的诸多禁锢,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仅仅局限为政权的符号象征;中华民国创立之后,政府在延续邮票图像政治符号功能的同时,宣传功能也开始萌芽、发展,之后由于多个割据政权的并存,这些政权充分利用邮票这一媒介进一步强化了其图像宣传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工作方法'思想指导下,邮票图像的宣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传播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领域方针、政策、路线的有力媒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家政策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邮票的文化、艺术功能开始全面发展和繁荣,但这并不意味着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减弱或消弭,而是演绎为一种具有更加成熟政治语义的图像媒介。

简介：网络政治参与是公民利用互联网手段介入政治生活领域的一种现象。就现状来讲,网络政治参与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容易滋生网络危机事件,这就要求政府及时转变理念,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作用,积极寻求政治治理的新范式。由曾凡斌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一书,探索了中国公民借助互联网参与网络政治的途径,并对网络政治参与进行了理性地探求。

简介：在美国，新闻媒体依靠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力，成为与政府、国会、最高法院配合行动的“政府的第四部门”，影响着美国的政治政策乃至政治结构，它们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同时，也依赖于政治、受制于政治权力。一、美国法律与新闻媒体美国是一个强调民主与自由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新闻媒体也享有着宽松而广泛的自由。媒体可以把总统称为“骗子”，也可以将议员称为“猪”，他们可以窥探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政客的隐私，也可以将通过某种渠道所获得的政府机密公诸于世（“五角大楼文件案”）。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胆量，主要还是由于其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着美国宪法和法律的直接保护。

简介：审读员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文／叶子报刊审读工作搞得好不好，阅评的质量高不高，取决于审读员的素养如何。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审读员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增强政治意识是审读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指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首先...

简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为主要理论渊源的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思于1948--1949年间在美国伊力诺伊大学传播研究学院开设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为标志,诞生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一领域以北美与西欧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代表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从整体上看,可以从初创时期、蓬勃发展期和反思与拓展时期来描述其历史发展.

简介：在所有新闻议题中,政治类信息历来是一个重要的门类。但是,由于此类信息的特殊性,其在传播中往往出现新闻价值与传播效果＂二律悖反＂的困境,这也是我国时政新闻报道一直在努力寻求突破的关键点。此次十九大＂党代表通道＂的设立,既是党代会这一重大政治题材更为开放透明的一个缩影,

简介：政治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生活,对组织和管理人类社会有重要意义。自西方近代政治科学产生以来,政治修辞作为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一直深受关注,其内涵和外延在历史演进中不断扩展。本文以影像修辞为核心,对政治修辞的历史演变及其核心特征进行了概括梳理,提出政治的影像修辞从逻辑性到直观性进而到多元性的发展路径,并且深入诠释了现代修辞情境论的内涵变化,由此导引出本文的核心观点,即：现代修辞已经从文本言说扩展为人的活动,活动成为修辞。这一点在互联网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

简介：十九大＂党代表通道＂为党代会历史首创,其影响力从大数据分析中可见一斑。近三年全网事件的数据抓取与算法分析显示：网络事件影响力平均值为60.3,而＂党代表通道＂的事件影响力指数高达72.6,并且网络声量正向,这说明＂党代表通道＂受到了广泛关注,形成了良好声势,正如人民时评所言：

简介：时政新闻,即时事政治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国内外与时局发展相关的事件的报道,内容涉及国家及各级政府的政令、国内领导人参加的各类重大活动、重大国际事件的报道.政治性和新闻性是电视时政新闻的两大特性.

简介：2013年10月14日,一则《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动漫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介绍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选拔机制与晋升过程,风格轻快幽默,是中国领导人首次以卡通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2014年2月19日我国领导人卡通形象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千龙网的一组漫画版新闻＂习主席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成为舆论焦点,这是官方媒体首次发布习近平的漫画形象。

简介：中国人对死亡有着诸多忌讳,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将死亡从私人领域隔离开来,但是权力并未因死亡而停止对死者和社会进行规训,不断地将死亡拉回到公共空间。古典时期,在“家国天下”的秩序下,权力分别从“实体”的制度、法律以及从“天命观”的伦理、道德层面进入死亡,将死亡政治化,使得死亡能够在公共领域堂而皇之地呈现。现代时期,“家国天下”的秩序被破除,民族国家的观念被引入后,社会与国家成为新的两极,媒介勾连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演变出“社会媒介国家”这一新秩序。此时伦理、道德一极的死亡被科学话语、殡葬改革革除,而权力也开始从前台退场和隐藏,但权力又在媒介的遮掩下将死亡再次政治化并使死亡得以重返公共领域。

简介：积极话语分析是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对批评话分析的反拨与补充,是从解构向建构发展的话语分析。非政治性新闻为人民搭建话语平台,对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以评价理论为基础,通过对非政治性新闻语篇态度资源的分析来探讨非政治性新闻语篇中积极话语的现实意义以及实践途径,旨在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创建和谐的环境。

简介：《礼记·曲礼上》中言“……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际问交往讲究礼尚往来，国与国亦如是。前外交部礼宾司参赞吴德广认为“以国家元首和政府的首脑、或以国家和政府名义互赠的礼品，均可称国礼。”

简介：作为政治信息流通、政治主体交互的主渠道,政治传播在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建构与政治实践,同样赋予了政治传播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以新定位、新角色。政治传播只有跳出单一、单向的国家逻辑,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深刻反思并系统优化作为现代国家治理术的政治宣传,着力解决政治信息单向流通、回馈乏力、传受不均等现实问题,努力构建多元、系统、现代的政治传播体系,深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对话,积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有效促进公共领域建设,才能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利益之间寻求最具优化效应的'中间点',在根本上推动以'平等对话、多元协商、社会共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

简介：2017年5月13日，“第二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承办，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协办，并得到多家科研机构、媒体与学术期刊的大力支持。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领域的近百位权威专家与学界新锐与会展开对话与争锋。论坛聚焦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中国政治传播的管理规范与空间、公众舆论与政治认同建构、全球政治传播模式变革与中国实践，以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

简介：20世纪初,'有闻必录'成为新闻从业者信奉不疑的报道原则,此后风行数十年。逻辑上讲,无论是晚清还是当下,新闻实践活动皆不可能做到'有闻'则'必录'。那么,这样一个字面上不合常理的言说,何以构成近代新闻业极具影响的职业理念?研究指出,'戊戌'之后,政权当局开始强势干预新闻界各项职业活动,从业者日益感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面对此景,'有闻必录'被新闻界极力呼喊,意在争取'有闻'就可以'必录'的自主性运作空间。加之彼时西方'言论自由'观的传布扩散,更使新闻界此番抗争增添了思想上的正当性基础。该时期,'有闻必录'实际上转变成了'言论自由'的操作性表达,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以'职权'对抗'政权'的行业诉求,并由此迫使清季民初的政界力量有所收敛。文章认为,'有闻必录'之奠定,彰显了近代新闻界在政治干预下展开弱势抗争的职业心态,且此种心态长期存在于民国中后期的新闻实践中。

简介：新闻史是评述和研究人类从事新闻活动的历史，其发展状况始终受到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具备史学研究的动态特征。由于我国古代的新闻传播行业发展程度有限，且易受科技、交通等多种因素影响，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一直以来处于被忽视的弱势地位。

简介：从2003年开始的15年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场域建构和调整的时期,到2017年,该学术研究场域基本成形。从学术场域内的惯习存在情况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场域对内存在着明显的对研究主题、研究视角等方面的路径依赖,而对场域内主要的资本权力掌握群体并没有明显的跟随。场域构造过程中该核心学者圈的稳定性较好,但其内部的关联度却较低,对全场域的带动作用较差,该研究领域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在当下还并未建成。

简介：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现象与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更是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常态化现象。社交媒体的流行和普及对传统的政治传播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文章以微博为例进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讨论社交媒体使用以及社交媒体用户呈现的网民心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行为,并对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个体型和群体型的划分。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偏好、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均不同程度地与两类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回归关系,引导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不能忽视社交媒体及其网民心态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