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的刑事法律规范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设置了有限的出罪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出罪理念的缺乏，将大量原本符合出罪条件的恶意透支行为排除在出罪范围之外，偏离了法律规范，而以“罪轻”代替“出罪”的折中式处理方法极易引起处罚上的不合理，也与刑法的谦抑性不符。根据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之出罪上，应遵循司法非犯罪化的方式，一方面，公安机关立案之前积极敦促恶意透支人偿还透支款息，另一方面，合理运用“但书”条款，对于确因客观原因无法于立案前偿还全部透支款息而于审判前偿还，且在“数额较大”范围、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均较小的恶意透支行为以无罪论处。从而纠正当前我国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高度犯罪化的趋势，实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刑事司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简介：滥用职权罪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认定滥用职权罪关键在于认定“滥用职权”，主要包括滥用行为和职权界定两个方面。滥用的表现形式应当包括超越职权和不正当行使职权两种，超越职权系指无权而行使职权，不正当行使职权是指有权而违反规定行使。职权的范围及行使方式系滥用职权的标准，应当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内部章程等予以确定。

简介：面对近年来呈高发态势的经济犯罪，我国从立法到司法实践中，都对这类犯罪给予了高度重视，集资诈骗罪作为该类案件的典型代表，在定罪量刑上频现争议。从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对于这类犯罪定罪标准不明确，量刑依据模糊的现象发人深省。民间集资行为是以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为基础的，对于这种行为如何能够成为集资诈骗罪，是一个从民事行为到刑事犯罪的过程，因此，从民法视角对该问题进行分析，试图找出民刑之间在该罪认定上的区别和衔接，并提出完善的相关建议。

简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往往能获取大量有关立法、政策和经济走势的信息和数据。由于这些信息对证券市场价格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可能在未公开前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用于实施内幕交易。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探讨国家政策与经济数据是否属于内幕信息范围及是否具有内幕交易可操作性。在回答这些问题后,本文对现行法律制度应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该类信息交易行为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简介：法官自由裁量权往往会屈从于地方权力的要求，司法实践一直有扩张适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冲动，加之法官素质的区域差异，还未形成理念一致的法律共同体，会加剧同案不同判的司法割据状态，有违公平正义。所以，希翼通过法官解释限制非法经营罪的路径不可取。以城市违法建设出售行为为例，深度解读历年相关司法解释，总结并尊重司法解释在长期演进历程中形成的审慎传统，不允许法官解释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统一交由司法解释做出解释，有利于司法统一和司法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