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行刑事诉讼架构中广泛存在的与纠纷解决相关的制度与实践对传统的刑事诉讼双重目的论构成了挑战。回应挑战的途径是将纠纷解决提升为刑事诉讼目的。纠纷解决作为刑事诉讼目的的理论基础存在于现行刑事诉讼中“加害人／被害人”的结构性主线和纠纷解决作为刑事诉讼目的对所有刑事诉讼利益相关者处境的改善之中。在刑事诉讼目的体系中，纠纷解决应当通过正当程序予以实现，并原则上以查明事实真相为基础。

简介：试论对刑事再审中一种特殊情况的处理杨建民在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引起的刑事再审实践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即：由基层人民检察院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一审判处了有期徒刑的案件，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或抗诉。判决生效后，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发现该判决确有错...

简介：犯罪根源是理论逻辑上的一种指向——再论犯罪根源①王牧犯罪根源回答犯罪的最终产生，关系到寻找犯罪原因和预防犯罪的方向，是犯罪学的最基本理论，探讨犯罪根源是犯罪学的基本任务之一。自古以来人们就在不断探讨犯罪根源。由于对犯罪根源的不同认识，在犯罪学中产生了...

简介：

简介：

简介：刑事和解“花钱买刑”的嫌疑，导致一种普遍的误解。法制宣传和教育的根本在于法治理念的传播，而不是表面上法律条文的诵读。因而和解的有效运转需要从理论上诠释“赔偿减刑”的正当化依据。在逻辑上，“花钱”无法“买刑”，在“花钱买刑”的背后是刑事和解与时下正在推崇的程序本位及程序自治背离的实质。刑事和解能够减刑的一般性正当依据在于，和解针对民间纠纷解决的有效性以及此中具体正义实现的功效。刑事和解赔偿减刑正当性的规范性依据在于，“刑事赔偿”已具有承担部分刑事责任的属性，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下，相应的要求对行为人减轻处罚。在确立非刑罚处罚措施作为刑事责任承担的一般意义上，有必要在刑法中确立和解赔偿减刑的实体法依据，这是和解赔偿减刑制度确立后对刑法修正的要求。

简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现象在我国现阶段还不可能消除，但必须予以有效遏制。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刑法是最后手段的理念，应当充分运用其他法律、法规的综合效应，为处罚留有相当的空间，且应加强这方面的处罚；但对危害严重的，则必须应用刑罚予以调整—定罪判刑。按照现行刑法，本罪的立法原意，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是本罪的罪与非罪的分界线。本罪不应处罚犯罪未遂。对2000年4月“两高”联合作出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第二款提出质疑；为完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立法提供三种选择。

简介：变更管辖制度一直是刑事司法中的热门话题，在近期重大热点案件中也均能看到变更管辖的身影。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变更管辖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案件类型异化、启动主体的无序性、与回避制度的割裂等等，而导致这些“怪像”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特有的诉讼构造。因此，对变更管辖制度的分析与反思，离不开对刑事诉讼构造论的发展与创新。基于此，笔者在对北京、新疆、江苏三地实证调查的基础之上，对变更管辖制度进行理论上的解读，并在构造上对变更管辖制度进行重建。

简介：可罚的违法性是日本刑法学者为了在司法中将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而实质违法程度轻微的行为非罪化提出的概念。可罚的违法性，即值得动用刑罚处罚的违法性。如果危害行为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即便符合构成要件的形式特征也不构成犯罪。可罚的违法性概念的理论基础是刑法谦抑性和违法相对性。我国刑法应当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以便在司法中将轻微危害行为排除在犯罪范围之外。在司法中，决定一个符合构成要件形式特征的危害行为最终是否需要动用刑罚处罚，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简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和理论界，将罪与非罪界定一般标准的犯罪构成从目前平面型、闭合式结构转化为层层推进构造的做法是可取的，但在具体架构上将违法性评价和有责性评价各自作为独立的一层又过于激进，不太容易被接受。恰当的做法是对犯罪构成四方面要件的有机结合这一通说观点予以肯定，同时对其进行新的解读。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肯定其是符合四个方面要件的前提下，再进入四要件结合是否具有“有机性”的判断阶层。期待可能性和社会的相当性就是“有机性”判断的具体标准，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和具有社会的相当性就否定了四方面要件结合的“有机性”，进而否定了犯罪；如果具有期待可能性且不具有社会的相当性，当然可以肯定“有机性”的存在，进而肯定犯罪的成立。那么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是四个要件结合的行为，但是经过“有机性阶层”的判断，因为其是社会相当的行为，不具有“有机性”，因而它不符合犯罪构成，进而阻却犯罪。

简介：通过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主要方式，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可以有效防范和纠正冤错案件。由于检察机关性质定位的不同，抗诉在中外审判监督的形式和条件不尽相同。在我国，抗诉分为对事实认定错误提出的抗诉和对法律适用错误提出的抗诉。当前，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方式主要有抗诉和检察建议。与抗诉相比，检察建议存在法律依据不明确、法律效力弱化等缺陷，只可以作为抗诉的补充形式，因此，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路径，在于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刑事审判监督格局。

简介：关于洗钱罪侵害的客体到底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还是正常的司法活动在我国长期争论不休。侵害金融管理秩序说背后反映的是刑法对国家金融安全法益保护的利益诉求，但其错误之处在于未区分社会整体洗钱行为与个体冼钱行为危害之间的区别，将整体的危害性作为个体洗钱行为的入罪理由，导致刑法评价对象的错误。就侵害法益的评价标准而言，两种争论反映的是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之间的争议，但由于个体洗钱行为对金融安全危害的轻微性和不确定性，即使从行为无价值的视角也无法得出个体洗钱行为对金融安全的危害值得刑法介入的合理结论，洗钱犯罪侵害并值得刑法予以保护的法益只能是国家司法权。

简介：<正>司法解释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具体运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在我国,司法解释权分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补充了我国现行法律条文比较原则的情况,适应了司法机关具体运用法律的需要,保证了司法机关依据法律处理执法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为立法积累了经验和素材。

简介：讯问中的高认罪率是封闭空间下长时间讯问的结果。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认罪的追求反映了在客观证据获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侦查对讯问的依赖。讯问制度的改革从中短期考虑，应当平衡讯问查证功能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从长期来考虑，应当在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前提之下开展讯问。

简介：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作为一个程序法与实体法交错的问题，长久以来被学界所忽视。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虽然很多可以借助推理、推论来完成，但在一些疑难案件中控方却很难完成，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推定。推定通过直接认定事实，可以节省证明的成本，并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刑事实体法上对于犯罪主观要件的规定，应当考虑到证明的难度设立一些必要的推定，同时规定一些要求被告人承担部分证明责任的情形，以利于程序法上公平而合理地完成证明任务。

简介：<正>制定反贪污贿赂法,是廉政建设法制化的一项重大决策。作为一部系统完备的反贪污贿赂专门法律,必然涉及惩戒妨害司法行为的问题。本文从强化惩戒妨害司法行为措施的必要性,完善惩戒妨害司法行为法律规范的设想等方面,略抒管见。一、反贪污贿赂实践需要完善和强化惩戒妨害司法行为的措施首先,从反贪污贿赂斗争中妨害司法行为的严重性看,必须进一步强化惩

简介：在对刑法公共安全的理解上，以往的多种见解都遵循着一个前提性判断：刑法中的公共安全有一个统一的内涵。正是因为这一前提判断的偏差，导致了以往的多种观点都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在对“公共”的理解上，无论是主张其为不特定多数人、多数人、不特定人抑或是不特定或多数人，都难以自圆其说；在对“安全”的理解上，无论是主张所有的重大公私财产都属于公共安全，还是认为只有重大的公众财产才属于公共安全，抑或将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纳入安全的范畴，都会捉襟见肘。由于兼顾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的立法理念和类型建构的立法技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中的适用，刑法中的公共安全具有多元的规范内涵。

简介：死刑民意实证调查显示，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公众认同和民意基础；在应否用终身刑（无提前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作为死刑代替措施的态度上，尚存在民意与理性的悖论；错案的可能存在可作为引导死刑民意的突破口。

简介：一、引言：获知真实的重要性在任何情形下,发现真实都是一项艰巨任务,但在犯罪与惩罚的语境下,发现真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假设客观＂真实（reality）＂存在,并且人们一般能够以某些适当的方式认定和描述它,以便我们能够合理地区分真实和虚假,几乎没有一项制度安排在呈现＂真实＂上比刑事诉讼有更小可能。原因显而易见：

简介：侦查讯问在侦查活动中具有特殊的功效。基于权力立场设立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制度却在侦查实践中一直失败，而从权利的立场构建的遏制侦查讯问权滥用制度也在实践中总是失灵。在追问侦查讯问正当性过程中发现，只有分解侦查讯问权形成“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以及借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对权力”的抑制机制，才能使侦查讯问权得以正当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