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将传统的“见危施救”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用法律强制手段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规制，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更有坚实的法哲学理论作支撑。见危不救犯罪化是建构在相对意志自由理论、社会控制理论、人性理论、功利主义原则、有限的道德法律化理论和社会危害性理论基础之上的。

简介：尽管多数说认为，见危不救不能入刑，但其理由均不具有说服力。陌生人之间的见危不救之中，有“见义不为”型的见危不救和“举手不劳”型的见危不救之分。对自身或者第三人没有现实危险的救助他人生命的“举手不劳”型的“见危不救”，不仅不会给自己增加负担，而且还会救助刑法中最为重要的保护法益即他人生命，增加社会整体利益，属于己他两利的行为，无论在保护法益上还是在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最低限度上，都有入刑的必要。这种行为入刑，属于没有风险的行为，不违背人性，与刑法义务道德化无关，既不会导致偶然责任，也不会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不仅如此，在本罪设立之后，还可将历来被作为作为犯处罚的部分见危不救行为吸收进来，使得有关不救助行为的处罚更加完善合理。

简介：爱伦·坡诗学是爱伦·坡留给文艺界的一笔遗产,也是西方爱伦·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爱伦·坡的文艺思想的研究在西方经历了从寂寂到崛起、从关注其美学思想到研究其小说理论、从探讨其单篇作品到研究其作品整体和系统思想的历程。

简介：一、严惩组织偷越国边境罪的新规定近年来,组织偷渡成了全球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平均每年约有一百万人在组织偷渡分子(俗称“蛇头”)的煽动、组织下,从经济落后国家偷渡往经济发达国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组织偷渡分子互相勾结,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沿边地区,大肆组织一些梦想到国外发财的人偷渡外逃,严重破坏了进出境管理秩序,给一些国(边)境地区造成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并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对外形象,也危害了一些有关国家华侨的正当权益.1993年6月6日,一艘外籍货轮“黄金探险号”载了我国的偷渡者在纽约克威海滩抢滩登陆时,有10人葬身太平洋,280人被美国当局拘留,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乘机对我国进行指责和攻击,造成不良影响.

简介：小悦悦事件的发生使见危不救立法成为当前社会热议的一个问题,对此,部分国家已经有了法律规定,但是,国外的立法经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不大,法律不能成为强制人们为善的工具。从刑法学的角度来讲,见危不救立法还混淆了道德义务与作为义务,而且,见危不救立法在司法实践中操作困难;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保障公民的见义勇为行为比进行见危不救立法更能产生好的社会效果。因此,我国目前不适宜对见危不救立法。

简介：陕西省宁强县高寨子中学位于距县城11公里处的高寨子镇,创建于1924年.2005年9月从高寨子镇老街迁入现场址.校园占地面积25010m^2,建筑面积7764m^2.现有18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000余人;教职工60人,平均年龄32岁,教师学历合格率95%,岗位合格率100%.

简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由于增长过快，与业绩相脱离而不断遭到公众对其公平性的拷问。市场作用的失灵，使司法介入高管薪酬之势难挡。通过对美国和澳大利亚两个典型国家的不同司法介入模式进行探讨，并审视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司法现状，提出我国司法介入高管薪酬的两个原则——司法介入合理化和法定化原则，为法院的实际操作提供借鉴意见。

简介：高管薪酬制度是公司法上的重要制度,其制度目标在于降低公司治理的代理成本,提升公司价值。但是,传统的薪酬制度建立在两个理想的假定基础之上：董事能够代表公司平等地和高管谈判;高管薪酬标准可以独立于其他利益关系人的薪酬而确定。这种假定和现实环境不符,导致薪酬制度不能实现其制度目标,需要从程序上和实体上进行反思和重构。

简介：<正>国企高管薪酬怎么定?在不少国家,这一问题都仍在探索之中:特别是在一些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如何在政府干预与市场定价之间把握好分寸,也成为当地政府部门的一大考验。尽管国情不同,让国企高管薪酬更加透明化、公开化、合理化已成为一种国际化的共识。英国:政府干预高管薪酬英国政府内部有一个类似于中国国资委的机构,那就是国有股东管理事务局。这一机构于2003年成立,其首先隶属于英国内政部,2009年开始为英国商务、创新与技能部(简称商务部)辖下部门。该机构是跨部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也就是英国政府管理国有资产的代理人。

简介：我国新修正的婚姻法根据我国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增加了一些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探视权制度。父母对子女的探视权是指父母离婚后，与子女分居的一方(父或母)享有的按照协议或人民法院的判决，遵循一定的方式和时间，探望子女的权利。从民法理论上讲，父母对子女的探视权，是亲权中的一项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身份权的合法体现，这种血缘关系带来的权利不因夫妻关系解除而解除。

简介：高罗佩＂狄公案＂系列小说是古与今、中和外碰撞交织的文化奇观,为我们提供了理想化传统式的很多典型案例,蕴藏着许多值得当代侦查学总结和借鉴的真知灼见。狄公将洪亮的忠、马荣乔泰的武、陶甘的才融为一体,注重团队智慧的通力合作;狄公团队注重现场、捕捉物证,深入民间、搜集信息,合理分析、证据串链,独具慧眼地处理客观证据;狄公经常设身处地、贴近当时情境、符合个性人心地主观推测和合理推理,剖析犯罪动机,揣摩犯罪心理。

简介：高铭暄，男，1928年5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1947年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法学院。1949年9月因浙江大学法学院停办而转学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自1951年8月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学习，师从前苏联著名刑法学家贝斯特洛娃教授、达玛亨教授、尼古拉耶夫教授和柯尔金教授，成为较早地系统学习和研究苏联刑法理论的中国青年学者。1953年8月研究生毕业以后，一直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学院）。

简介：福建省宁德市人民检察院董斌认为：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界的组织行为界定为“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在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拉拢、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等行为的”。对帮助组织者从事一般协助行为的人员，以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从犯较妥。二、对组织、运送他们偷越国（边）境的既遂、未遂问题未见规定。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发生了将偷渡人员非法运送出境的结果，才构成既遂。

简介：近年来，紫阳县高滩镇把贫困群众作为全面小康的关键人群．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的关键举措，紧扣贫困村．聚焦贫困户，多措并举．决胜脱贫攻坚战。

简介：司法解释应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两高”共同制定的《意见》，在权力来源、法律依据、制定程序依据方面存有缺陷和不足，变相越权取代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意见》使用“犯罪分子”的称谓，背离了无罪推定的刑法原则和人权保护的宪法原则。《意见》对自动投案认定标准的规定，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和刑法适用人人平等的刑法原则，引起了对职务犯罪与其他类型犯罪在自首条件认定标准上的不平等，导致了自首这一量刑情节方面的认定标准差距。

简介：《企业破产法》设计了债务人高管人员承担民事责任的制度，但有关责任追究机制的框架设计尚不甚清晰。如何建立一个符合破产制度目的的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追究机制，是《企业破产法》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破产债务人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制度的实现有赖于一个较为完善的民事责任追究机制的确立和运行。民事责任追究机制的中心是确定民事责任的追究主体和实现方式以及法院的特殊审理程序与职权。逐步明确和完善以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追究主体和法院职权为核心的责任追究机制，是实现《企业破产法》所设计的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制度的核心与制度保障。

简介：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是生产者和销售者。鉴于《产品质量法》并未排除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作为产品的资格,《侵权责任法》也未排除该些产品生产者的产品责任,该些产品的生产者仍可被认定为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而非与运输者、仓储者处于与消费者毫不相干的地位上。生产者与销售者在对消费者的意义上,承担的是严格责任。但销售者与生产者在内部责任分担上,销售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二者在此种意义上承担的是不真正连带责任。销售者的＂过错＂责任并不因为其承担产品瑕疵担保责任的严格责任而有所改变。

简介：公司高管薪酬积弊重重，其核心问题并不在于薪酬之高，而在于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关联度低下，而且缺乏有效的程序来制约董事会的恣意。另外，过高的薪酬吸引着大量有天赋的人才涌入商学院，未能从事其他社会价值更高的行业，从而减损了社会福利。然而，市场自身力量理论、最优合同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等均无法全面解释高管薪酬之高企。事实上，公司的自我拉抬偏差、商业判断原则对高管薪酬安排之庇护、法院因无力对高管薪酬的妥当性予以事后裁断而不愿介入相关纷争、谋求政治资本最大化的立法者的机会主义心理，以及有关公司法律的“信任型”特征，均使公司高管薪酬的制约力量极度弱化。由于诸多因素极不确定，要求以确定性和规范性为特征的法律在这些方面做出应对，其限度至为明显。

简介：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的主观违法要素,对于该要件的性质与认定,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一规定对以往司法解释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该司法解释规定了四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对此应当进行刑法教义学的阐释,以便为受贿罪的司法认定提供法理根据。

简介：随着“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政策的提出，调解从上到下正进行着一场复兴运动。“重调轻判”、“以调代审”、“久调不决”、“模糊调解”等不当调解行为，加之民事纠纷数量的迅猛增长以及约束调解程序制度的缺失，民事案件调解率的上升并未缓解不堪重负的执行压力。当越来越多的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调解的案件在一定程度也如同判决一样出现了“执行难”的问题。本文基于诉讼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高现状的考察，对不当调解的概念及类型进行了界定与划分，进而多角度考察其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规制的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