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被精神病”的症结在于公民人身自由权被漠视。法律属性上．精神病患者被强制收治行为属于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行为。而人身自由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但遗憾的是，迄今我国尚无一部完整的涉及精神病患者人身自由限制与保护的独立性法律。独立法律的缺位与地方性法规的越位，构成了我国精神病患者被强制收治的法律基本现状，而部门规章则为强制收治推波助澜。国家有义务消除公民“被精神病”的恐惧。精神卫生法的制定是我国当前消除“被精神病”的当务之急；严格设置非自愿入院与治疗启动程序是消除“被精神病”的有效阀门；一套积极作为的国家机关保护机制是消除“被精神病”的关键。此外，可借鉴台湾经验，设置保护人制度。

简介：年龄歧视成为我国劳动就业中最常见、最普遍的歧视现象，但在《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中均未禁止该类年龄歧视现象。在劳动就业中设定年龄上限有违我国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要求中的年龄上限设定在无充分理由的情况下，直接与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相抵触。非公企业在招聘中的年龄上限要求一般也有违宪法精神。宪法所保障的劳动就业权之社会权属性决定了国家有义务消除年龄歧视，在保障劳动就业权实现中的国家义务与社会权中对国家积极作为的要求相契合，应尽快通过禁止劳动就业中年龄歧视的立法。消除年龄歧视应作为我国当今劳动权平等保护的首要内容。

简介：在没有环境权作为权利依据的情况下,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区域层次,人们常常援引生命权、健康权等若干人权条款来防控和应对环境滥用行为。环境权概念的诞生是环境问题出现以后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目前已有一系列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对其做出了或直接或间接的规定,并出现了许多可贵的司法案例。对于环境利益的保护,环境权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工具。在环境权的侵权救济上,原告只需证明被告所涉的活动会对其生活环境的环境品质造成不利影响即可,而不需证明对他们的健康或幸福造成了损害。当然,为了界定何为不健康的环境,作为原告的环境权人必须依靠国家机构设定的相应最低限值,如环境质量标准。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受害者不必等到污染活动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了现实损害,因为在某些场合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相反,只要有证据表明污染排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值,原告就可以采取行动,以阻止污染活动的继续和后续损害的发生。此外,以环境权为环境诉讼的请求权基础,还可以规避证明污染活动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经典'难题,事实上,这是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的污染致害证明上最困难的问题之一。然而,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环境权还面临诸多的理论难题:环境权究竟是一项什么权利,环境权与生命权、健康权之间有什么关系,如何认识和解决环境权与发展权之间的矛盾,可以用可持续发展权化解这一矛盾吗?……总之,通过环境权制度的创设,实现对环境受害者的有效保护,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简介：由于刑事责任的承担要求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认识和控制能力，某些精神病人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没有认识或无法控制，因而无法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也就成了刑事辩护的重要事由。在美国刑事审判中，精神病是无罪辩护的重要理由，判例法与刑事立法共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精神病辩护制度。在美国，精神病辩护制度的存废问题一直备受争议；精神病法律标准处于变化之中，各法域标准不一；精神病辩护的提出、审理程序、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标准、裁定及专家证人的作用有其特点；因精神病而判无罪者的关押与释放形成了特定规则。我们可以借鉴其制度的某些合理因素，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精神病辩护制度。

简介：<正>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要对直播庭审说三道四了。目前全国已有40多家地方电视台开办了直播庭审节目,范围不可谓不广。而中央电视台1998年7月11日直播“1998中国电影第一大案”,更是给予这一做法一次重量级的肯定。各类媒体对此亦是好评如潮。诚然,直播庭审既是一次极佳的普法教育活动,也是一种极好的法制宣传方式,其

简介：“什么都要抓‘一把手’才行，管住了‘一把手’，就管住了问题的绝大部分……”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设计权力监督体制机制的关键：防止“一把手”变成超越于党纪国法之上、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特殊公民，解决各级对“一把手”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能监督的问题。

简介：刑事命案中,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的归属争论并没有学界之前讨论的那样重要。刑事命案中的司法精神病鉴定（该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司法精神病学的事实认定和标准评价,而是充溢着利益的考虑和平衡,需要顺应现时代中国广大普通百姓的公正观。作为司法精神病鉴定公正性重要内容的合法性问题,必须得（受）到立法和司法的重视。中国刑事命案中包括司法精神病鉴定在内的司法处断,出现了刑罚民粹主义的端倪。

简介：对法西斯国家在二战中造成的大量人员伤害的国际审判确立了人权在现代国际法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从法理上深刻影响了国际法体系的各实体部门，也影响到了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内法体系，标志着现代法治社会由机构“权力本位”转向个人“权利本体”。类似于战争伤害的人权追诉。由艾滋病引发的大量生命和财产侵害也成为联合国“人权宣言”指导下的国际司法客体，而被追诉的侵权主体往往是那些负有防控艾滋病毒、救治艾滋病患者、保障艾滋病关联者权利的责任权力机构。艾滋病关联群体是指艾滋病确诊者、艾滋病毒携带者以及易被感染和传播的高危人群，他们在就业、医疗、居住、社交、教育、婚姻、家庭、从政、隐私及名誉等方面的公民权利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侵害。中国关涉艾滋病的侵权在农民工、同性恋者、性工作者、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中比较突出。借鉴现代国际社会和中国传统“礼法”社会的治理经验，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在转变政府职能、保障人权包括艾滋病关联者人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人权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法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中表现出了更多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