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过程中，要注意与已有规定的衔接问题。尽管关于同一问题，不同规定之间存在不一致或冲突时，可适用《立法法》的法律适用规则，但这实际上并未解决具体规定的合理性问题。《天津市消费者保护条例》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下位法，应定位为对上位法的细化和补充，而非对上位法的修改和定义，其对理论和实践中有争议的问题予以明确时，应遵循上位法立法意旨，而非简单的照抄照搬上位法的规定，同时亦不能随意扩张。

简介：金融商品较之有形实体商品更为抽象、复杂,金融商品交易中金融服务者与金融消费者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应对金融服务者课以缔约说明义务,以确保交易的公平正义。我国目前没有确立金融服务者缔约说明义务统一规范,现行立法呈现出立法分散位阶低、监管体制不完备、说明内容不统一、说明责任行政化的缺陷,难以满足现实需求,亟待完善。我国应当对金融服务者缔约说明义务进行统合立法规制,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实现金融商品交易的功能监管,明确金融服务者缔约说明义务制度之主体与对象、内容与要求、违反说明义务的民事责任,使其切实发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作用。

简介：随着互联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P2P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侵权案件日益增多。从七大唱片公司诉百度案，到韩寒、王蒙等百位作家联名状告百度文库侵权案、快播案，可以看出网络环境下对于著作权的侵犯往往比以传统方式对著作权的侵犯所带给著作权人的损失更加严重，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著作权保护中处于更加核心的地位。因此，规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增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保护责任对于规范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环境，保护著作权人著作权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简介：发源于美国现已在全球形成“无辜者网络”的无辜者计划，其主要使命和目标是致力于为那些无罪申请者提供无偿法律和调查服务，以还其清白，使其重新开始正常的社会生活。无辜者计划设定了筛选案件的标准和尺度，也形成了筛选案件的步骤和程序，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弥补了官方发现和纠正刑事误判的不足。尽管无辜者计划仍然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但其实践与创新对于当前中国刑事误判的治理，特别是通过社会参与司法的方式推动刑事误判的发现和纠正，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简介：收容教育是我国治理卖淫嫖娼活动的主要手段。在实质正当性的层面，收容教育制度涉及到法律是否可以强制实施性道德这一颇具价值争议的问题。在形式合法性的层面，收容教育制度的法律依据违反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法之效力判定原则，于法无据。在实际效果的层面，收容教育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既没有实现其法律效果，也没有实现其社会效果，反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简介：未成年学生与教育机构的法律关系属于民事教育合同关系及附属的行政管理关系,故责任性质是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依是否属于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定教育机构的过错推定和普通过错原则,不甚合理。教育机构违反管理义务的形式、侵权行为的形态各有不同,其归责原则也应不尽相同。因教育机构之外人员引起的伤害,教育机构应承担补充责任。

简介：《比较法研究》（双月刊）系纯学术性法学期刊，主要刊载比较法学研究的学术论文，现设有“论文”、“法政时评”、“人物与思想”、“人文对话”、“法学译介”等栏目。本刊严格实行匿名审稿制度，欢迎国内外学者惠赐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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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比较法研究》（双月刊）系纯学术性法学期刊，主要刊载比较法学研究的学术论文，现设有“论文”、“法政时评”、“人物与思想”、“人文对话”、“法学译介”等栏目。本刊严格实行匿名审稿制度，欢迎国内外学者惠赐稿件。本刊不办增刊、副刊，不收取审稿费、版面费或任何其他费用。凡以本刊名义收取任何费用者均为冒名本刊，请作者切勿上当受骗。

简介：李大钊研究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课题，2010年至2014年的五年间，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李大钊生平、革命活动及思想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也有一定的不足与缺憾，对这五年来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李大钊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推动这一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简介：自清末资议局选举后,历届中国政府都试行了现代意义上政治选举,随着选举活动的开展,选举纠纷和选举诉讼也日益增多。选举诉讼因公众参与政治选举而引起,是近代西方政治法律文化冲击传统社会的产物,反映着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形态和法律文化的变迁。所谓选举诉讼,“乃选举人或候选人确认办理选务人员或其他选举人及候选人有威胁利诱或其他舞弊情事时,或确认当选人资格不符,或所得票数不实,及候选人确认其本人所得票数被计算错误的,于法定期限内向法定机关提出诉讼之谓”。[1]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涵义。[2]广义上选举诉讼是既包含追究选举违法者责任的刑事诉讼,也包含选举无效和当选无效等事关选举效果的民事诉讼,还可涉及追究行政责任的行政诉讼。狭义上的选举诉讼仅是针对选举效力(选举无效、当选无效等)问题提起的诉讼。本文关注对象是狭义上的选举诉讼,具体而言,是民国后期国统区参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选举诉讼的司法体制。

简介：西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西方警察亚文化研究主要有归罪文化,惩戒制度和游戏规则;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男权主义;共谋文化及团结,忠诚;自己人的观念;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警察餐厅文化和班后的饮酒文化等七个方面。应结合近年来欧美警察亚文化研究的热点和代表成果,对警察亚文化研究的特点、趋势价值进行重新界定。

简介：我国刑法30多个条文出现了致人死亡的立法语言，但这一用语在同一部法律中体现出不同的规范属性。目前学界在致人死亡这一立法现象的研究上基本是针对单个犯罪展开，未能重视不同法条中该问题的类型性、系统性、整体性、关联性。在结果加重犯类型的致人死亡中，基本行为内含着危及他人生命的严重危险。为了在相关条文中能评价致人死亡的责任，许多都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幅度，这也为重刑化作出了贡献。被害人自杀的死亡结果不能归责于行为人，这是考察结果归责与责任原则得出的结论。

简介：日前,《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已公布生效,其中关于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主体的规定,仍有不合理之处。不动产登记资料不属于档案或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动产登记资料的查询,是不动产物权公示的一种手段,其公开与否,以及公开的范围是保护隐私权与交易安全二者之间的博弈,也是立法政策在两相冲突的利益中协调和选择的结果。《实施细则》中对不动产登记结果的查询主体的限制,不仅违背世界立法趋势,而且不符合物权公示的要求,也与实践情况相矛盾,不动产登记结果应向一般民众公开,这是全面保护交易安全的体现;不动产登记原始资料的查询主体,＂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不明确,该＂利害关系人＂应仅为具有法律利益之人,而不能扩张至潜在的交易者、科研者、近亲属等,这是对保护隐私权的回应。

简介：警察信任状况是反映警民关系、社会对警察支持状况的重要指标。文章借助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总结了警察信任总体状况、警察信任与区域、群体、社会流动、工作、收入、生活、媒介、社会支持等方面的特点，分析了警察信任的影响因素。文章提出了加强警察信任建设的对策建议，包括：将警察信任建设纳入社会信任建设和政治信任建设总体统筹，注重警察信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协同、与社会民生建设相互协调，注重人民群众的心理获得感，重视社会支持建设等。同时，加强警察信任建设，还要积极用好新媒介和传统媒体，针对特定群体制定具体的警察信任建设方案。

简介：人大主导立法，也就是人大作为立法主体，对立法选项、立法过程、立法结果具有完全的实际的决定权。这本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规则。但在长期立法实践中，人大主导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落实。完善人大主导的立法体制机制，必须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必须完善立项机制、起草机制、调研机制、审议机制、表决机制，深化代表参与立法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立法机制，健全专家参与立法机制。同时要加强常委会及专门委员会能力建设，加强常委会立法工作机构和立法队伍建设。

简介：竞价排名服务虽不是一种崭新的商业推广模式,但其存在与发展一直未能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直至“魏则西事件”的曝光才将竞价排名服务重新拉至人们的视野。从纯粹技术角度出发,竞价排名具有不同于自然搜索的人为干预属性;从实际效果上看,竞价排名具有将产品或服务广而告之的客观作用,因此,不应否认其商业广告之属性。以尊重效率原则为基础、以维护互联网事业持续发展为目标,结合现有法律规定,并依据关键词内容上的二重性,构建积极与消极并重的审查义务体系,以平衡竞价排名用户、搜索引擎服务商与互联网用户的三角利益格局。

简介：保险业是一个专业性较强且受到严格监管的领域,其在适用反垄断法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不宜采用行业豁免的做法,而是应采取行为豁免的方法,即保险业原则上仍应适用反垄断法,但对于保险业所存在的某些特定的保险经营行为可给予反垄断豁免。应在反垄断执法机构与保险监管机构之间建立起协调机制,以保障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简介：通过作为＂他者＂的西方法律文化的扩张和作为主体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偏离等方面的剖析,以期找到法律史研究中＂自我＂与＂他者＂的平衡。探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真知,从精神上疏远＂自我＂以及以宽容之心接受＂他者＂均是必要的条件,只有在＂疏远＂与＂亲近＂之间达到同样的协调和均衡时,才能对＂自我＂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他者＂做出合理的判断。在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进行研究时,我们不仅要＂得古人之言＂,更为重要的是＂得古人之心＂。对不同的法律文化进行＂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才是我们法史学研究得以正确进行的必要前提。

简介：本文通过比较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等主要国家的司法员额结构，探讨诉讼、法官与律师之间的数量关系及其所体现的一般司法规律，并和中国司法结构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司法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文章认为，中国司法结构存在“三少一多”的特点——诉讼少，律师少，法官人均案件少，法官多。在员额制改革过程中，不宜实行全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当地的案件数量适当配备法官职数，同时发展适当规模的律师队伍，让律师在法治进程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