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欧盟目前的风险管制类似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做法：一些有影响的精英人士和公共舆论对于社会风险特别敏感，经常质疑新技术的危害，却忽视其给人们带来的好处。美国在经历了与欧盟相似的公共危机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安全监管体系，公众对于政府防范风险能力的质疑逐渐减少。这是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和产业化在美国得以顺利发展的客观条件。相比之下，欧盟的体制建设仍处于进行之中。虽然预防原则可以给欧盟及其成员国保护环境和公共安全暂时提供一顶有效的挡箭牌，但是面对转基因生物这样新科技产品，一味采取回避态度不是长久之计。只有通过建立和健全监管机制，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同时，积极推动技术进步，这才是符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

简介：英关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包括自身防卫、防卫他人、防卫财产和执法防卫等，规定得比较详细和具体，易于操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防卫的紧迫性、必要性、防卫行为和侵害行为的比例关系以及所谓合理相信的问题。都有较大的分歧，尤其是美国模范刑法典的一些规定，虽然有一些创新，但似乎在有些问题上走得太远。关于防卫人的主观条件，模范刑法典认为，只要防卫人相信有不法侵害存在，无论行为人的认识是否合理，都可以进行防卫，甚至一些主观上有过错的人，也可以以正当防卫提出合法辩护，这就显得有些不合常理。笔者的观点是，应将防卫人的主观认识分为合理的认识和不合理的认识。如果是合理的认识，就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如果是不合理的认识，由于防卫人存在过错，就不应认定为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涉及防卫人和侵害人双方，如果能很好地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可以既维护好刑法的正当性，又保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简介：《国家赔偿法》（1995）第28条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国家赔偿法》（2010）第36条继续沿袭了该规定。＂直接损失＂的概念从民法中引进,但其目的和理念却与民法大相径庭,学界对直接损失的定义加深了司法实践的困惑,使得国家赔偿法上的直接损失理论不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引,反致理论与实践出现背离。本文通过对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直接损失的认定标准与学者所设计的理论进行对照,辅以民法上相关概念的考察,试图揭示当前国家赔偿法直接损失理论存在的缺陷,并进而提出两个优化方案：即国家赔偿标准上直接适用民法规定的理想方案,以及对直接损失作重新解释的稳妥方案。在保持现有国家赔偿制度稳定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赔偿标准理论上的自洽与事实上扩大受害人赔偿范围的融合。

简介：在任意拍卖中，出卖人身份的确定须以拍卖中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得到澄清为前提。委托人与拍卖人之间成立的是委托合同，而非行纪合同。拍卖人在以委托人的名义出卖时，发生直接代理效果；在名义不明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出卖时，根据代理法上的“知悉”标准，发生直接代理或者间接代理效果。通过拍卖建立的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因此有不同答案。拍卖人与竞买人之间通常还存在居间合同。拍卖人同时充当拍卖委托人的代理人和竞买人的居间人时，原则上无利益冲突。因此《拍卖法》第40条第1款是在拍卖人未以委托人名义活动时，买受人主张买卖合同违约救济的请求权基础；第61条第1款前段则为买受人主张居间合同违约救济的请求权基础。

简介：比例平等条款是约定贷款银团就其在银团贷款协议项下的贷款债权的清偿与借款人的其他没有物权担保的债权人享有平等待遇的条款；比例平等条款项下的债务是借款人承担的直接的、无条件的、无担保的、非从属性的、一般性的债务；比例平等条款属于债权性质的约定，具有相对性，其仅在不与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冲突的范围内具有约束贷款银团与借款人的法律效力；比例平等条款的基本功能是在借款人无力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确保贷款银团或参贷行所享有的贷款债权在清偿时与借款人的任何其他没有物权担保或法定优先权的债权居于平等地位，该功能在借款人为公司法人、政府或政府部门等不同的法律主体的情况下有不同的体现。

简介：非利益相关者是舆情事件分析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在涉警舆情分析尤其是涉警舆情危机事件的处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分析非利益相关者角色入手,对其价值进行了理性地辨析,进而分析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了涉警舆情危机事件中对非利益相关者的导控措施。提出应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维去探寻对策,做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实现涉警舆情事件中的警民和谐。

简介：媒体对民事诉讼制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不仅影响特定情况下民事诉讼裁判的作出，也影响更广泛的民事诉讼制度，因为媒体的报道影响民事诉讼中不同参与者决定的作出。本文探讨媒体对民事诉讼所作报道的本质，公众和法律从业者对民事诉讼制度的看法，以及媒体报道对于陪审团成员、法官、民事诉讼当事人和政策决策者在作出有关决定时的潜在影响。总体而言，该研究表明，目前美国媒体对民事诉讼的报道大多都曲解了事实，并在不同角度影响了人们对民事诉讼制度的认识，也影响了民事诉讼结果的作出。然而，现有的研究仍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

简介：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先增量性改革,后存量国企改革,但应防止片面强调增量改革避重就轻;混合所有仅是近期目标而非终极目标,防止＂为改而改＂,配套改革必不可少;应转变传统的＂控股＂思维,以金股制、优先股、加权股等股权制度创新体现国有资本的主导性,同时满足民间投资者追求股东平等的合理诉求;坚持员工持股与外部投资者平等原则,维护改革公开公正;坚持内资与外资平等原则,不设＂负面清单＂。国企的改革应规则先行,依法推进。

简介：阿伦特在其《人的境况》中将人的实践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三种类型。劳动和工作分别是与人的生物性和世界性相关联的境况,而行动则是与人的独创性与多样性境况相关联的。她将行动解释为一种特殊的、追求主体性自由的政治伦理,即体现在人的出生、创造和追求幸福的生命过程中的、主张各种权利的权利。行动理论中这种主体性自由能够克服人在劳动和工作境况中的生命贬值和工具化趋势,以人性尊严和主体性心境挑战各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行动中的主体性自由不同于随心所欲的擅断行为,它能以人类本性中的良知和宽恕来矫正行动本身的不可逆转性和不可预测性局限。人类行动作为追求自由的社会现象将遵循一种自觉与宽恕的原则,以便建构当今政治生活的道德生态。

简介：法律行为制度中的信赖保护包括积极信赖保护与消极信赖保护。积极信赖保护的效果是使法律行为发生约束力或者使其效果归属于一方当事人，从而使信赖方获得预期的利益。关于积极信赖保护、私法自治与法律行为效力的关系，应采交叉论。法律行为效力与积极信赖保护在适用领域上存在交叉之处，有瑕疵法律行为的效力需要以信赖原则为基础，无瑕疵法律行为的效力一般不需要求助于信赖原则。积极信赖保护应采用多元的归责原则。就法律行为效果归属而言，积极信赖保护的效果不因当事人行使撤销权而消除。我国民法典总则中的相关规则设计应当充分体现积极信赖保护原则。

简介：无论从解释论概念的应有含义出发，还是基于制度目的等考量，撤回上诉都不能等同上诉审中的撤诉，前者也不能涵盖或替代后者。否定上诉审撤诉制度的独立性或将两者混同，不仅有违民事诉讼处分权主义的基本要求，也造成我国司法实务的难题与困境。基于民事诉讼处分权原则的完整性要求，必须在撤回上诉制度之外单独设定上诉审的撤诉制度。与此同时，基于当事人平等原则、诉讼经济等因素考量，应当在撤诉要件与撤诉的法律效果方面限制原告在上诉审中的撤诉。

简介：关于应否在合理使用阶段无条件坚持受控行为细分这一问题，尚需深入研究。赞成者认为即使数项受控行为效果一致，其合理使用评价仍相互独立，不必也不应统一。反对者则认为，对于效果上无法分割的数项受控行为，应当统一定性。谷歌图书案为两种思路的适用与效果提供了优质样本。统一定性在立法、司法、比较法及著作权基本理论方面更具说服力，因而值得遵循。但适用时需要严格把握条件。

简介：测谎是目前普遍使用的科学侦查手段,测谎结果的属性存在供述说及非供述说,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日本为代表。美国基本否定其证据能力,而日本则认同其证据能力。我国在案件侦查中也运用测谎技术,鉴于此项技术的精确度以及实施的正当性存在争议,因此我国相关问题的规定需要检讨,在得到受测谎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对实施测谎,但仅限于帮助警察确定案件侦办方向或寻找线索的参考测谎,测谎结果无证据能力。

简介：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终其一生都有可能不与刑法发生关系,但其必定会与他人发生民事关系。在“民刑不分,以刑为主”,民事立法相对较少的清代,人们相互之间必定发生着大量的民商事关系,那么,当时的社会是以什么来调整着这些民事关系呢?

简介：侵权法中的法益区分保护具有思想和技术两个层面，分别对应着是否要区分保护以及如何区分保护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就是否要区分保护而言，法益区分保护思想是一种制度共识，具有体系理性和价值理性，仍值得肯定。就如何区分保护而言，以制定法实证主义为方法基础的德国法规范技术会带来保护不足等问题；我国侵权法并未采取此种规范技术，妥当的解释方案应以动态系统作为方法基础，以“具有法律相关性的损害”概念作为规范前提，认为规范中隐含了法益的区分标准是法益的价值和社会典型公开性，容纳了多元化的考量因素，并承认实质性的论证规则，授权司法者进行更为动态和弹性化的综合权衡。

简介：对于挪用公款罪中的“归个人使用”,我国的司法实践、刑法理论乃至立法机关传统上把其中的“个人”解释为公款利用人,把“使用”解释为三种类型的公款利用行为。同时,为了满足司法实践扩大该罪处罚范围的现实需要,先后出台的司法解释、立法解释不断扩张“归个人使用”的适用范围：将公款利用人扩张到企业、单位等非“个人”主体,将“挪而未用”、“挪而不用”等行为也作为犯罪来处理。但是,按照传统的解释逻辑,这样的做法始终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如果把“归个人使用”中的“个人”解释为公款挪用人（即作为“个人”的国家工作人员）,把“使用”解释为不按公款的规定用途而改变公款支配关系的行为（即公款“挪用”行为）,就可以一方面满足扩大处罚范围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排除相关司法解释、立法解释规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

简介：一般生效判决和指导性案例在约束力方面实有判决的效力与案例的效力之分。指导性案例的编撰应以有益于实现案例的效力为目标,其具体过程表现出值得关注的方法论特征。指导性案例的编撰既要立足于既有生效判决文书,运用案件事实的剪裁和判决结果的采编方法实现对案件文本的剪辑,同时又要通过判决理由的提取和裁判要点的著作完成对案例裁判要旨的著述。

简介：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如何构建良好的社会治理日益成为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课题。社会的本质是＂生活世界＂,而国家＂中央辐射式治理＂具有先天的缺陷,两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现代社会治理必然是民间法与国家法多元规范的治理。在社会治理中,民间法基于其以交往为基础、以互相理解为目的社会自我生成特性而有着独特的作用,一方面是整合社会秩序,一方面是整合社会伦理。从民间法与国家机关、民间组织、社会参与者三个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民间法可以通过与立法与司法互动规范化、以民间组织为载体实现规则再生成和激发社会参与者主体自觉与治理能力三个途径介入社会治理。

简介：中国传统法特点之一是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强调＂夫为妻纲＂,要求妻子对丈夫的忠贞,夫有权当场杀死奸夫奸妇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妻子存在奸情又因此杀死丈夫则是罪上加罪,将面临法律最严厉的惩罚,重至凌迟处死。但是,清代延至民初的司法实践案例则表明即使在因奸杀夫这类案件中亦会考虑具体情状对妻子予以减免,体现出同情保护妻子的一面,保证在合理张力内隐性的平衡个案公平。相较于明显的维护夫权的积极的法律保护传统,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消极法律保护传统。最重要的是司法实践中的案例相较于僵化的法律文本语言,更能够体现出妻子在相关案件中的法律主体地位,而不是被无视的一方。

简介：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意在回应反腐败和反恐怖斗争中的需要,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没收特别程序因此偏重效率和效果,对正当程序进行了有限减损。但作为一项司法程序,必须保证司法审查原则在其中得以贯彻。为此,特别没收程序应充分重视利害关系人在没收特别程序中的作用,合理确定利害关系人资格,保障利害关系人程序上与实体上的参与权。在证明问题方面,明确利害关系人不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对象上应区分不同情况处理,采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