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行动者与结构”分析框架既认同结构对行动的限制,也肯定行动对结构的影响,认为二者是互相建构的关系。当前,国家、利益表达客体、大众传媒和弱势群体等行动者采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合的策略行动,并生产出利益表达的特定社会结构,致使弱势群体形成了不合理的利益表达逻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表达的合理逻辑是个体利益受损时应通过正当渠道合理表达寻求补偿,但要顾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国家、利益表达客体、大众传媒和弱势群体等行动者应改进策略行动,营造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利益表达的社会结构,从而解构与重构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逻辑,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完成从无序到有序的跨跃。
简介:既有法律实效的实证研究都是单向度的,侧重讲述某一个结构性因素导致法律失败。街头行政执法实践表明目前我国行政执法具有高度复杂性,影响基层行政执法实效的因素是多重的。影响我国街头行政执法实效的结构性因素为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目标群体、行政执法规则、行政执法能力和行政执法环境,法律实施的效果取决于这五重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动态互动和产生的合力。在对权力过度规训的政治社会生态环境下,强势的行政执法目标群体崛起,而行政执法权与执法能力严重弱化,产生法律折扣执行和法律悬置的实际效果,是我国现阶段行政执法面临的突出问题。因而,呼唤权力一权利平衡论作为行政执法理论的基础.而非控权论和管制论。
简介: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组织工作面临一个转变,党员干部的分布和素质,广大党员的思想和作风都与党执政后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完全适应。这一时期,党中央首先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党运动,解决了党内思想上和组织上不纯的问题;其次,调整党员干部,迅速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在大规模开展工业建设后,调转大批党员干部转向工业部门,有效地加强了对工业建设的领导;再次,积极培养吸收新党员,并广泛开展对党员干部的文化教育,党员数量有了极大增加,党员素质有了显著提高;最重要的是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进入党的组织,党的党员队伍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
简介:理解社区层面的治理,关键是探究其背后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已有对社区治理结构和过程的研究,虽然已经从"社区内部互动论"过渡到"内外互动论",并且逐步引入"政府社会合作治理"理论,但是并未明确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也难以关照治理过程的细节。本文通过对台北市的案例研究,运用合作治理的框架,探讨台湾城市社区治理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研究发现,台湾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以半官方"里组织"、社区发展协会和官方力量为主体的"三角形"结构,这种治理结构隐含了对"代理制"治理结构的"反动"。它着力打破或限制了"恩庇关系"对社区的影响,也力图将政府在微观层面的干预赶出社区,为社区自主发展腾出更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