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船山重视法相唯识学,近人时有发明。熊十力先生说,他早岁十分崇拜船山学问,后读佛典,“始知船山甚浅。然考船山遗书目录,有《相宗络要》、《八识规矩赞》二书,自邓显鹤、曾国藩之伦,皆莫为之刊行。诸为船山作传者,亦置弗道。吾臆船山晚年或于佛学有所窥,陋儒或讳其书不传,未可知耳。”(《新唯识论·心书》)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也说:“尤可注意者,遗书目录中有《相宗络索》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二书。在彼时以儒者而知治唯识学,可不谓豪杰之士耶!”船山对法相唯识学如何理解?法相唯识学与船山哲学有何关系?船山于佛学研究为何独着意于法相唯识学?本文试作一些初步探索。
简介:唯识论的典籍说“诸识皆虚妄分别”,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因明所立的现量和比量何以能正确。《成唯识论》认为,并非诸识都是遍计所执性;“虚妄分别”只是指凡夫诸识“不证实”,即没有证知真如;而依他起性也是凡夫智之认识对象。进而探讨比量的可靠性,比量以记忆功能和记忆中的知识为基础之一,而记忆(念)则属似现量,即不正确的认识。此外,过去知识也都在似现量中。为何比量以似现量为基础?因为过去知识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概念。概念有名言自性,也有知识成分。其知识成分即比量之基础。现量的可靠性则可到佛位认识中探源,佛位认识都是现量。若诸法有各自的离言自性,则凡夫现量也以此“不可言说”之离言自性为源头;若诸法无各自离言自性,则凡夫现量与佛现量,在对现象的认识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佛还能在每一法上认识空、无常以及真如,而凡夫由于有相缚等原因而不能认识这些理及理体。
简介:<正>中国自然哲学向来不够发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指出:“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4页)一般的研究者差不多也都这样看,把它当成一个结论承认下来,视为研究的前提或出发点,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并不深究,如此陈陈相因,直到近年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兴起,才稍有变化。一批兼治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中青年学者勃然崛起,尽管是人数不多,但已引起了学界的注目。李存山的专著《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下简称《气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即佼佼者之一。
简介:关于朱子四书学的形成似乎已经形成某种结论,但事实上其中重要关节仍值得重新讨论。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贯穿其毕生,大致可分为启蒙期、准备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五个阶段,期间朱子对四书的注释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或各书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应特别注意的是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至于《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包含丁酉1177年《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个不同时期、层次的著作,不可视而为一。《论孟精义》为系列著作,先后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庚辰1160年《孟子集解》)、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论孟集义》)、庚子1180年《语孟要义》三个不同版本,壬辰《精义》、《集义》仅是名称之别,但与庚子《要义》存在内容差别,不可混淆前后《要义》,亦不可视壬辰《集义》在庚子《要义》后。今流传通行本《论孟精义》似为壬辰前后之盗本。准确把握朱子四书学的形成,对朱子四书学的理解具有基础性意义。
简介:帛书《二三子》篇,孔子所引《鼎》卦上九爻辞作“鼎王”,今本作“鼎玉铉”,“”为“璧”之形省,“王”即“玉璧”。从孔子之释,推知此爻辞本当作“鼎玉”,义为以玉饰之、插鼎耳两孔而举鼎的鼎杠。“”以与“鼎”形近而误为“鼎”,“鼎”通“璧”,即《二三子》之“”。“”以与“扃”音义皆同,而通作“扃”,又写为今文“铉”,即今本之“铉”。孔子释《屯》九五爻辞,解“小贞吉”之“小”为“小民”,解“大贞凶”之“大”为“大人”,颇为新颖。孔子此释,至三国魏时仍有流传。其中“年毂十壹”读为“年谷十一”,指十取其一之田赋。孔子释《艮》卦辞,言及“精白”,“精”谓刚健中正、纯粹良善的初始先天之元。“精白”的内涵,当谓政治人物修养其心,去除邪恶,使心地洁白,从而使刚健中正、纯粹良善的先天精元呈现出来。“能精能白,必为上客”,谓能呈现其精元,能洁白其心地,必为尊贵之大臣。“能白能精,必为古正”,谓能洁白其心地,能呈现其精元,必为显贵之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