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整部《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传统注疏都关注于“学”字，而且以“记诵或诵习传统经典”来界定其内容。这一传统诠释路径遮蔽了“学而时习”的真意。其实，“学”作为“觉或悟”、“习”作为“行”，从注目于“行”本身的角度，“学而时习”的首要意蕴在于强调了人自身源初行动与对此行动之主体性觉悟的统一：一方面是不问断的行动中的觉悟，一方面是觉悟着的不间断的行动之展开。这一源初状态及其后续展开，具有一种不可诘问的源初肯定性，所以为深沉而内在的“悦”；后文朋友相与之外在的乐、一般他者不知的无动于衷（不愠），就是在一种递减的意义上昭示“学而时习”的这一奠基意义。如此，它奠定着整个《论语》哲学或孔子哲学的基石。

简介：宋代道学家于儒家的精神和价值传承有着较为明确的道统观。杨时自29岁问道程颢就确立了一以贯之的道统观,认定儒家有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颢（程颐）＂的道统体系。即三代有圣王授受,《六经》为这一授受的记载;三代以降至秦,有孔孟宗传,与之相应有＂四书＂的传承接续;孟子而后,程颢（程颐）接续孔孟得儒家圣人之道而传,二程的同道张载和邵雍也在一定程度上得道、传道。杨时的道统观是人物谱系、经典体系、学说的统一。其承程颐、启朱子,既推动了道学的广泛传播,又因学术与政治的纠缠,有排斥异己的流弊。

简介：“存在之显现”是伽达默尔的真理观念。“时间性”指的是通过语言性、书写性、和诗歌的奇迹，产生了文本战胜历史“时间”而具有“同时性”的奇迹。“实践智慧”是伦理方式选择善的理智。“应用”的意思是当我们理解过去的某件事物时，我们同样领会它在今天是如何应用的“传统”是指我们在语言中继承下来的态度和方法，在我们试图弄懂任何事物时都会在我们的意识中发生作用，而“效果历史意识”是一种历史总结在发挥作用的意识。语言最典型地生存于交谈、问答、对话的平等交换之中。使人类团结在一起的节日庆典是真正交流的基础。

简介：王阳明释经是在“口传”、“面授”之下，指点不同弟子时所实施的治疗行为。在解释《中庸》首章的五个案例中，王阳明因不同弟子资性、问难之深浅，释经方法殊为不同，言说方式随时变易，呈现出“以心解经”所“建构”的强烈自由风格的释经学。王阳明释经具有释经内涵方面的宇宙论伦理维度、释经方法的多变性、立言方面的开放性、治病救人的时效性之优点，但由此可能导致荒废经典、误解经典、跨文本误释、学派分裂之弊端。而欲想领会阳明释经学之真谛，则需要读者具备相应的身心修练。

简介：胡塞尔认为作为本质的观念之物通过直观来把握,德里达则认为本质的把握必须借助符号。德里达的观点是基于对胡塞尔本质直观问题的困难的深入思考,这种困难涉及胡塞尔直观主义在理念问题和符号问题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胡塞尔的文本已经显露出来。德里达对胡塞尔的文本的＂解构＂尽管偏离了胡塞尔的原意,却准确指出了胡塞尔本质直观问题的困难,并试图提供出解决困难的方案。但由于德里达式的辩证法也未能成功地被主题化,并且德里达对于延异如何把各个层面的非直观和非当下的要素贯通起来以及对于生成运动缺乏必要的阐述,所以德里达用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方式是不令人满意的。

简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发起的一场革命是：它通过解构，构建了一种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完全不同的、非互惠的友爱和关心的道德原理，并把这一道德原理视为正义的基础。德里达认为，基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之上的传统的道德观并没有真正把人当作相异的个体性存在来看待，这也造成了基于互惠的平等观念之上的现代法律的困境。本文分析和评价了德里达的道德观，并指出了他的这一带有解构意图的道德观所具有的积极的建构性的意义。

简介：朱子学研究者尝试从不同视域探究朱熹“道统”的微言大义，其中陈荣捷与余英时对“道统’’的诠释之异尤为典型。陈荣捷以哲学形上学言说“道统”，将朱熹作为“道统”论的集大成者及后世传续“道统”的内涵终结者，从“理学家”身份阐扬朱熹“道统”的哲学价值。余英时从社会政治历史的角度审视朱熹“道统”，将“道统”视为内圣外王兼收并蓄的助推器，从“士大夫”的身份呈现朱熹“道统”的政治旨趣。他们对朱熹“道统”的诠释，既追溯哲学内蕴又体现史学关怀，既呈现差异又彰显互补，是探究朱熹“道统”意义的不同尝试与努力。

简介：该文考察了海德格尔与德里达对阿那克西曼德的一条箴言的两种不同解读。海氏从其存在论视野出发，认为该箴言所传达的是古希腊人对于在场与在场者的基本经验。海氏的解读赋予了“聚集”、“嵌合”、“一”以优先性，认为开端处的“裂缝”是消极的、派生的，必须要被克服。但德里达认为海氏的解读错失了另一种本源意义上的“裂缝”。这种“裂缝”不仅不应当被克服，反而应当在开端处就予以保持，如此才能给他者、未来和正义的到来保有一线机会。这两种不同的解读实质上反映了关于开端、历史与未来的两种不同思想。

简介：<正>广东华达机器厂自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一整套科学管理机制,提高了企业素质,并创造了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水平的效益,为搞活国营企业做出了令人可喜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