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文化的内涵浅析

礼乐文化的内涵浅析

王雪

中共曲阜市委党校   273100 

礼乐文化既是孔子学说、儒家文化的精神要义，亦是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传统文化的荦荦大端。礼乐文化产生于夏商周时期，经由周公“制礼作乐”以及后来孔子“以仁释礼”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乐”为两翼，致力于社会、文化和人格“三重建构”的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文化。

一、礼乐一体

“礼乐一体”，有礼必乐，乐附于礼。礼乐文化是古代先贤把“礼教”与“乐教”相提并论而形成的一种教化体系。究其本源来了解其本意，无非包括两点：以礼为教、以乐为教。

礼不全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礼貌、礼仪甚至礼物的概念，它有相对固定的外在形式，更为本质的是，形式背后表达了一种制度构建，是一套表达尊卑、社会阶层的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通过遵从这套系统形成良好的政治、道德秩序。“乐”则是指乐舞，乐舞作为艺术形式主要作用于人的感性和精神，在艺术学的理论中，认为乐舞可以把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体的自觉需求。

周公“治礼作乐”把礼乐一并作为维持西周奴隶主统治的两大支柱，因而一旦到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社会变化，孔子就认为是“礼崩乐坏”。由于儒家的不断提倡和发挥，礼乐并

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乐也在社会生活和艺术领域中占有崇高地位。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无所措手足”。把“礼乐”并提，当作人们修身成仁的关键。

《礼记》有云：“礼辨异，乐和同”，意思是说，礼是用来区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身份边界的，也就是什么身份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乐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艺术的美好，让所有人的人心凝聚，性情抒发。礼区分了人的社会身份，而乐整合了人的个体情感，二者既有区分又有整合，如此才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这也就是礼乐应合为一体的原因。

二、纳仁于礼

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礼乐文化已经流于形式逐渐变得不再鲜活，不再真实，不再真诚。在这样一种时候，孔子的“复礼”，不是要简单地复原周礼的每一个细节，而是回归礼乐精神的实质。与季氏三家僭越礼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人林放向孔子请教礼的本质，孔子在赞许之余给出了这样的回答：“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在孔子看来，礼不在于奢侈铺张，而在于是否合乎规范，是否符合礼义。可见，相对于礼的外在形式，孔子更加注重礼的内涵。对于片面追求礼仪而忽视礼义的现象，孔子感慨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所谓礼乐难道仅仅是摆弄那些钟鼓玉帛的仪式吗？当礼乐成为虚文时，“礼坏乐崩”就在所难免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孔子不注重礼仪，只不过他更强调礼的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孔子认为，“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只有做到“文质彬彬”才才是谦谦君子。

孔子不仅关注天下何以能治，更为关心礼乐制度何以能行。为此，孔子在实践中对礼乐精神重新赋予了一种根本性的阐释，即“纳仁于礼”，给礼乐注人了“仁”的新内涵，使传统礼乐文明在深植于仁道的基础上获得新生。孔子以仁释礼，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倘若没有仁爱之心，那么礼乐也只是流于表面的外在形式而已，没什么意义。只有建立在“仁者爱人”的道德原则基础上，“礼”才能成为人们自觉的道德实践。这一观点在孔子与弟子宰我对“三年之丧”的讨论中有集中体现。宰我提出，父母去世后守丧三年，时间未免太长，其实一年的时间就足够了。对此,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是或否,而是反问宰我这样做能否心安。因为在孔子看来，丧礼并不是一种外在的束缚，而是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是子女发自于内的仁爱之心的体现。假如父母去世，子女却无动于衷，心安理得地去享乐，他就是缺乏仁爱之心的人，所以孔子严厉地批评宰我“不仁”，原因在于宰我忘却了生下来长到三岁，然后才离开父母怀抱所蕴含的父母对子女的亲情之爱，宰我缺失了子女对过世父母应该视死如视生的孝道，就是“不仁”。孔子所讲的仁爱，始于爱亲，进而以爱亲之心爱人，以敬兄之心尊长，化民成俗，最终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安定，体现在治国理政方面就是实行德治仁政。基于孔子对“仁”的推崇与宣扬，“讲仁爱”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仁爱精神既强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主张“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不仅要宽容对待他者，更应该在成就自己的同时成就他人，这就是仁爱精神的一体两面。仁爱精神不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推而广之，也是国家、民族、文化、宗教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与自然的普遍和谐之道。

三、修为修身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出自《礼记·大学》篇，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儒家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主张以“修身”为中心，由近及远，由己及人，以此来逐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礼乐文化的主要社会功能是教化人心，通过礼乐的实践来培养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操，进而移风易俗，从而维持国家统治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的宗旨，就是通过教化，让社会成员在“修身”的基础上，遵守各种礼仪规范，进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

《礼记·大学》篇所倡导的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是礼乐文化教化功能的主要体现。具体来说，礼乐文化与修、齐、治、平的关系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通过礼乐的联系与熏陶以达到修身的目的，是礼乐文化教化功能的主要体现，是实现修、齐、治、平的重要途径。孔子非常注重礼乐的修身作用，《论语·宪问》记载，子路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是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时，提到了臧武仲、公绰、卞庄子等三位鲁国的大夫，以及自己的学生冉求。城武仲的智慧，公绰的没有私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学问，都是最为出色的。孔子说，要成为完美的人，仅仅把这四个人的优点集于一身是不够的，还要“文之以礼乐”，将礼乐与上述四种优点完美结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礼乐对于修身的重要性。

《礼记·乐记》中说先王制乐“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说明先王制乐的本意在于调节人的感情，人感情中的哀悲之情，可以通过音乐得以渲泄，不良情绪可以趋于平和，有了乐的调节，人们不会心惑智乱，做出有违礼仪的事来，以此来实现修身养性。《礼记·乐记》中还总结乐所具有和谐秩序的教化功用，“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门之中，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以定和，比物以节饰，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与礼密切配合又相互辅助，在调节人心的同时和谐各种关系，既达到了修身的效果，又有着和谐秩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