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中国文化--面向“理性亚洲”

梁漱溟与中国文化--面向“理性亚洲”

徐,青[1]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梁漱溟是谁?梁漱溟所谓的“中国文化”又是什么?本论文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从“梁漱溟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诞生”；“梁漱溟与《中国文化要义》的定位”；以及超越“中国”的亚洲构想三个部展开论述。得出的结论：1.中国的民族精神表现在“向上之心强”和“相与之情谊”。2.中国对世界要做的贡献，是要将“中国的理性”发展为“亚洲的理性”。

关键词：梁漱溟；中国文化；理性；亚洲

引言

梁漱溟出生于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过世，高龄95岁，整个一生见证了清末民初、北洋政府、五四运动、八年抗战、国共合作、新中国成立、十年动乱和改革开放等时期。是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近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最长寿的。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等。虽然国际上对梁漱溟的了解并不多，但是，梁漱溟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民盟的创立者，美国陆军五星上将、政治家乔治·马歇尔曾言，“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著名学者林毓生曾盛赞“梁漱溟和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具创造力的思想家”。同时，作为儒学者，美国学者艾恺（Guy S. Alitto，费正清的学生)在1979年出版了著作《最后的儒家》，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经过种种波折，1980年艾恺正是拜见梁漱溟，1980年8月12-25日以采访为主，每天去梁家求教，两人的对谈先用中文写成《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后翻译成英文Has Man aFuture?-- Dialogues withthe Last Confucian 。

对于世人的评价，梁漱溟谦虚地说:“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佛教徒，一个表里如一的儒学实践者和思想家”。而且认为自己并非是一名学者，如果说对学问有所贡献的话，大概只有《人心与人生》这本书，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全部都在里面。著作《人心与人生》也是梁漱溟在另一部重要的著作《中国文化要义》的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此外，梁漱溟也坦率地说，自己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现实政治。

一、梁漱溟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诞生

梁漱溟在七、八岁的时候进入北京第一所“洋学堂”并开始学习英语ABC。十二岁时因中国的科举制度已被废除，进入高中时已经不再以学习与中国传统文化教养的四书五经为主。只有在学校的国语教科书中还保留着一部分与中国传统文化教养相关的内容。梁漱溟回忆道，“正好是国难当头之时，父亲（梁济）让我读《地球韵言》类的书籍，以了解世界的大趋势。”[2]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件破例之事。梁漱溟的父亲为何能下如此大的决心？原因是梁漱溟的父亲素来关心国家大事，看到中国频频遭受列强的欺凌，梁漱溟父亲的心情很难平静非常激动，因此很早就倾向于变法维新。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却有一种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3]

大约在梁漱溟16、7岁时就想出家，20岁时曾两度自杀，这些都是因为内心分歧而引起的外在表现。梁漱溟茹素不婚，勤求佛典，有志学佛，从利害之分析追问，而转入何谓苦何谓乐，于怎样的经济制度造就了弱者和强者，人类为生存而竞争而丧失了该有的尊严。此后，梁漱溟开始追求全人教育，开始专注于如何面对自身的问题。终其一生，梁漱溟所面对的问题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人生问题，第二个是社会问题（中国问题）。

梁漱溟的青年时代，学习的很多资料来源于日本，而即使是国人创办的报刊由于当时清政府的压制而无法在国内发行只能在日本发行后再传递进来。这些由日本传递而来，或者是由日本出版发行的报刊和杂志对青年时期梁漱溟的影响甚大。其实，不仅仅是梁漱溟，当时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学习资料的大半也是来源于日本。梁漱溟21岁的时候，读幸德秋水的著作《社会主义之神髓》，因深受感触，发现“财产私有”是引起人群之间生存竞争的根源。在这一年的冬天，撰成《社会主义粹言》，油印数十本赠与友人。[4]

梁漱溟当时的思想，已经把人生问题与社会理想和中国问题联系起来，但是对当时中国问题的认识还嫌不足，以为只要宪政一上轨道，自不难步欧美日本之后尘，为一近代国家。[5]梁漱溟在《社会主义粹言》中指出，邪恶的根源是财政私有制度的存在，并认识到，正是由人类日趋于下流与衰败,是何等可惊可惧的事!教育家挽救不了；卫生家挽救不了；宗教家、道德家、哲学家都挽救不了。什么政治家、法律家更不用说。拔本塞源，只有废除财产私有制度,以生产手段归公，生活问题基本上由社会共同解决,而免去人与人间之生存竞争。这就是社会主义。我当时对于社会主义所知甚少,却十分热心。其所以热心，便是认定财产私有为社会一切痛苦与罪恶之源，而不可忍地反对它。理由如上所说亦无深奥，却全是经自己思考而得。[6] 梁漱溟坦言，那时的思想仅属人生问题一面之一种社会理想，还没有扣合到中国问题上。换言之，那时只有见于人类生活须要社会主义，却没有见社会主义在中国问题上，有其特殊需要。

不料24岁时，梁漱溟在杂志上发表了阐述佛学理论的论文《穷元决议论》，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梁漱溟在29岁那年终于放弃了出家的念头：“我进了大学，同知识分子在一起，常常有这种好胜之心，这个是身体问题，身体问题来了，这个时候也就想结婚了”。[7] 此后，梁漱溟也曾尝试经营中学，后来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

当时的新思潮是既倡导西欧近代思潮(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又同时引入各种社会主义

学说的。梁漱溟虽然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环境气氛却对讲授东方古哲学在无形中有很大压力。就是在这股压力的驱使下诞生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部书的内容主要是把西洋、中国、印度不相同的三大文化体系各予以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适当的位置；解决了东西文化问题。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的人生，并指出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这是梁漱溟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当初归心佛法，由于认定人生唯是苦(佛说四谛法:苦、集、灭、道)。但是，当梁漱溟发见儒书《论语》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苦字，而乐字却出现了好多好多，终于引起了梁漱溟的极大注意。在《论语》书中与乐字相对待的是一个忧字。然而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以忘忧”，其充满乐观气氛极其明白；是何为而然? 梁漱溟经过细心思考反省，修正了一向的片面看法。此即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由来，亦就伏下了自己放弃出家之念，而有回到世间来的动念。[8]

二、梁漱溟与《中国文化要义》的定位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始于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大约花了9年时间写成。1949年出版后多次再版，目前已在全国销售10万余册。2005年，《中国文化要义》被收录于《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该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对中国文化的特点及其要义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梁漱溟看来，要认识中国问题，就要了解百年来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中国社会的内部和外部形势。梁漱溟提出，“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了解那个不变的古老的中国社会，是理解那个变化的中国社会的大前提。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对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了区分。中国自身的文化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生活所依据的一切百年来没有受到影响和变化的固有的东西就是中国文化。那么，所谓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呢?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将“中国文化”又分为十四个特征来进行解释。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要义》不仅仅是地理上某个特定的空间，也不是指历史上某个特定时期的所产生的现象，它是指某种意义或者说是某种精神而言。

梁漱溟在1930年时，曾写过一篇文章，指摘了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两大古怪现象。第一，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第二，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9]后者指的是中国文化中缺少宗教。中国人远离宗教。关于这一点，自古以来许多学者都承认这一点。一般而言，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的思想与社会状况传播到了西方。

英国的罗素在其著作《中国之问题》中指出，要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一)文字以符号构成，不用字母拼音；(二)以孔子伦理为准则而无宗教；(三)治国者为由考试而起之士人，非世袭之贵族。[10]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因宗教冲突而引发的惨剧和长期的战祸，在中国却极为罕见。在中国，宗教数量虽多，但互不纷争，能和睦共处，同时，也能拥有个体的特性。因为如此，在中国宗教本身的意义也变得稀薄。

总而言之，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至少其各部门各方面相联贯）。它为中国人所享用，亦出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陶铸了中国人。它有许多许多特征，被世人指目而数说[11]。无论关于这些特征来自于哪里? 要说清楚却是难题。但是，梁漱溟在寻找这些难题的答案时，不仅找到了答案，还找到了它的根源，发现了它根本的原因。可以说，《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

中国的家庭制度在所有文化中的地位极高。可谓根深蒂固，不容动摇，是其显著的特质。中国有，“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之说。并且在法制上也明确地承认家是组织单位。

研究中国民族性的庄泽宣曾言。“中国和西方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西方认为个人与社会为两对立之本体，而在中国则以家庭为社会生活的重心，消纳了这两方对立的形势。[12]

卢作孚先生也道，“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中略）人每责备中国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实则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13]

三、超越“中国”的亚洲构想

梁漱溟开创了现代新儒家学派，在反传统浪潮中勇敢奋起，表明只要中国文化不断的调整，继续存在，一定能够复兴。并且，梁漱溟相信中国自身具有长入现代化的力量。梁漱溟又道：“我想为华夏民族社会尽一份力。我希望自己能成为社会永远信赖的人。

”梁漱溟在20世纪30年代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时曾言:“中国文明的根本出口不在于向西方学习，而在于承认自身的精神，探寻自身的道路前进”。梁漱溟的“民族自觉”无疑是发现民族意识的一种形式，与所谓的“民族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梁漱溟的梦想正是其人生观的核心，即“人生向上”。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课题将是是焦点所在。“生活必定是社会化的，每天都面向着组织化的社会生活进化，即从事于社会工作”。但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对人生的向上的要求特别强烈，因此，在完成这个“大创造”的课题前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民族”。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构想的是一场广阔的社会改造实验。把西方现代化的长处和中国文化的长处融于一体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人格理念上梁漱溟信奉的是孔子，并醉心于孔子的思考方式，对梁漱溟而言，孔子虽死犹生，给予了梁漱溟源源不断的灵感。从积极的层面而言，孔子一直以来都是梁漱溟的人生导师，梁漱溟的“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正是基于对孔子的现实体验。当然，不仅在生物界存在着激烈地竞争，在人与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斗争，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人类必须超越它，而事实上，人类已经超越了弱肉强食的现实，当然在某些区域相互之间的残杀依然存在，人类需要互相帮助，需要帮助弱小的群族。

将来，在资本主义之后到来的就是社会主义，就人类的前途来说无疑是积极乐观的。任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残杀事例肯定还会发生，但是，人类的历史注定会不断地发展进步，这是无法阻止的自然规律。在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破坏也是无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减少破坏的规模，对此不应该悲观失望。蔡元培曾言:人类未来的社会是人生的艺术化(艺术即宗教)，蔡元培的理想和主张如果成为现实，那就是孔子所谓的“礼乐”吧。

日本学者五来欣造曾言：“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君主，不是国家权力，并且亦不是多数人民（近代西洋要服从多数）。只有将这一些（天、神、君、国、多数），当作理性之一个代名词用时，儒家才尊崇它。[14]梁漱溟认为此话不错，儒家假如有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梁漱溟分析言之，概括的说中国人数千年所表见的民族精神的两大特点就是，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谊。”归根结底就是富于“理性”。

此外，梁漱溟还多次引述1923年由大阪屋号书店出版的日本学者渡边秀方[15]在《中国国民性论》中对“忠义”的解释[16]。也提及日本社会学家关荣吉[17]的《文化社会学》，其主张要以国民性、阶级性、时代性，去理解各类型文化，而后于人类文化乃可得其正确的理解。[18]这都与梁漱溟的见解相一致，认为任何一处文化，都自具个性；惟个性之强度则不等耳。而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强，梁漱溟通过与关荣吉的比较进一步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孔子致力于启发人的理性。只有儒家才拥有的精神就是相信人的理性的，其实就是人类对自己的信任。我们原本所见的“理性”，是继承了孔子精神的孟子，和继承了孟子精神的王阳明。人类的行为准则表现在人的感情需求，可以说，除了儒家以外，没有如此的主张，中国人的理性被早早启发的原因就在于此吧。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中国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向上之心强”和“相与之情谊”的两点上，这就是中国人的长处。它们既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也是人类的精神。现在仅仅只是被抑制着没有显现出来而已。在不久的将来，只要时机成熟，必将显现。相信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所有的人都希望世界和平，只要以此为基础，武力经济定能回到福利经济。

中国对世界能做的贡献，就如罗素所言:“中国人的长处就是人生之正当概念”。[19] 如上述梁漱溟的见解，如能进一步深化并适用于当下的话，就是将“中国的理性”发展为“亚洲的理性”。

[1]作者简介：徐青（1971-），女，上海市人，名古屋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副教授，硕导，日本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国际文化关系论等。项目来源：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文化要义》【15116193-A】。

[2]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667.

[3]同上，668.

[4]由张溥泉（继）先生翻译，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在上海出版。参考：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689.

[5]同上.

[6]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691.

[7]梁漱溟，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7.

[8]参考：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698.

[9]参考：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三卷）[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15.

[10]同上，16.

[11]同上，32.

[12]同上，20.

[13]同上。

[14]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六卷）[Ｍ].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406.

[15]渡边秀方（？-1940年），其他著有：1924年由早稻田大学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概论》等。

[1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12.

[17]1900-1939，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任教于大阪商科大学。

[1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8.

[19]罗素在《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写道：A just conception of the ends of life(194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