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诗人契嵩作品风格研究

广西诗人契嵩作品风格研究

焦健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桂林 541001

摘要：契嵩即契嵩禅师，是广西著名诗人。契嵩一生擅长写作，勤于修持，著作丰富且影响巨大，比较著名的著作有《嘉佑集》、《镡津文集》等等上百余卷。作为北宋佛学界不可多得的文学大家，契嵩一生著书宣扬孝道思想、倡导佛儒调和，为后人所敬仰。本文就借广西诗人契嵩的伦理意趣、思想基础和性情维度来简单考评研究其文学作品风格与价值内涵。

关键词：契嵩；诗人；《嘉佑集》；伦理意趣；思想基础；性情维度；风格

契嵩禅师在中国佛教史上以倡导儒佛著称，而当时社会中人们更多由于本土文化而抵制佛教，所以契嵩创作了《嘉佑集》、《原教》、《孝论》等一系列文学佛家作品，其目的就是为了表明儒教并非存在非此即彼的本质矛盾，而是更多从“道”的层面上阐释了佛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一贯性。当然，从伦理意趣、思想基础以及性情维度层面看，也能体现契嵩极为鲜明的文学风格。

一、追求伦理意趣、强调向善

在我国佛教历史上，契嵩强调儒佛结合，其中的代表作包括了《孝论》、《原教》等十余篇。在表达儒学思想、融合本土文化过程中，契嵩表现出了对于佛教的支持，这与当时大部分人抵制佛教是完全相悖的。在他的作品中，佛教与儒家思想并不存在任何本质矛盾，而是在伦理意趣上更为相近，特别是从道的层面上强调向善。

契嵩认为，佛儒都是趋向于善的，因为契嵩认为佛教中的“五戒”、“六度”等等都与儒学道德教化内容存在一致性，这一点在他的在《镡津文集》就有所体现。这部作品特别追求对佛儒思想的融合，在第一卷中已经谈到了“五戒”和“天乘十善”，作品创造性较强，在诠释表现佛教伦理戒律方面非常深入到位。这部作品中就解释了人应该不杀戒，不仅仅是不能吃肉，而应该更多爱护众生，不能因为一己私欲而伤害任何一条性命。可以看出，《镡津文集》在作品文学风格上比较柔和，但具有自身鲜明主见，内容在追求佛教解脱过程中希望超越“业”，进一步对“五戒”、“十善”做出诠释，这是非常符合中国传统伦儒家伦理思想的[1]。

在追求“善”这一方面，也是《镡津文集》在作品风格上能够实现佛儒一致的关键所在，因为契嵩所追求的伦理结果非常明确，就是“佛儒者，圣人之教也。”所以在契嵩看来，儒佛思想出世与入世以后的差异就直接导致“善”的出现。因此在《镡津文集》中，其文学风格相当明确，即倡导礼仪用以引导教化内容，且契嵩在作品中也进行了一系列追问，即儒家以世事之善为善，其中“善”的思想基础就已经相当明确[2]。

二、注重思维基础、统一在心

契嵩文学作品注重思维基础，并统一在心，因为契嵩认为“心”是最高实体，它甚至无法用有限性的名言表达出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佛儒思想随处可见，所以其作品风格在表达统一在心过程中也希望形成一种“教异而道同”理念。在《坛经》这样的作品中，契嵩进一步追问了佛儒之“心”，了解其所表达的文学内涵是否一致，这一点在《坛经赞》中也有所体现。在作品中，“心”即为禅宗以心传心之心，它向上承接释迦牟尼的印证，表明了契嵩对心深刻的理解；而向下则追求一种“名同实异”，例如从真如心、生灭心、烦恼心等等。在这些思维基础上，可以看出《坛经》这样的作品是“义多心一”的，它追求一种净染、迷悟、觉醒的态度，但实际上所表达的是多种截然不同的心意。在作品中，契嵩所诠释的语境风格很明确，那就是突破佛教宗法，追求儒、道思想的相互一致，最终统一在心。

总体而言，契嵩的文学作品中“心”就是最高实体，它无法用有限性的言语表达出来，而他的儒佛思想也为诠释表达最高实体而建构，所以才有了作品中“教异而道同”的迥异风格。这再次说明了契嵩认为佛儒在思想上存在一致性，它们都统一在心[3]。

三、展开性情维度、表达性情观点

在契嵩的文学作品中，有关儒学的性情维度内容相当丰富，因为契嵩将儒学中的性、情都融入了作品中，与“心”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性情维度，在表达心情观点方面更为直观。例如在《孝论》中，有关性情维度的描述很多，像“以情可以辨万物之变化，以性可以观天下之大妙”，这一段文字中追求变与不变、动与不动，将两种性情心态都表达出来，这就是作品风格的微妙之处，将儒学中的性和情与契嵩的心紧密联系起来[4]。

当然，有关性情的观点，契嵩作品中还有很多，契嵩将性情拿来区分圣人与凡夫俗子，所以其文学表达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契嵩认为，性与情属于心的两个方面，性代表了圣，情则代表普罗众生，所以在契嵩作品的文学语境中，性与情并非是截然分离的，作品中一提到情就出于性，而性则隐藏于情之中。在佛教思想体系中，上述这种状态表述了一种“空”，即净心如虚空，这些在契嵩的《宝性论》中就有提及，在描述如来藏系统中的某些基本观点来形容如来藏被隐蔽的实际状态。但是，无论是以情为教的内容，亦或是以性为教的内容，契嵩都在《宝性论》中隐含了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儒学所提倡的亲亲伦理追求，这一伦理追求是通过情教来实现的，而其中性是高于情的，但并不高于心。换言之，契嵩认为佛儒沟通是自己创作文学作品最大的风格体现，佛教作为本位，通过情来表面教化人，性来深层次教化人，因此情教是蕴藏于生死之间的，即人世间。佛儒思想更加注重人伦世故，但其中的性则要求人必须出生入死，这也体现了性教思维维度的广大

[5]。

总结：

    广西诗人契嵩禅师一生追求佛儒，其文学作品风格也是如此。契嵩以出世间的佛教更深于专求世间伦理的儒学思想相当明确，而在打造性情维度，注重思想基础奠定过程中也注重追求心性道法。所以其作品的伦理意义价值也非常之高，为后人所传颂。

参考文献：

[1] 谢天鹏. 契嵩《嘉祐集》《治平集》以及《论原》考论[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35-40.

[2] 丁建华. 论契嵩儒佛圆融的三个层次[J]. 船山学刊,2020(5):75-79.

[3] 张培高,马春玲. 宋儒仁学建构的激励者 ——契嵩批评韩愈仁学的三重进路[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10):65-71.

[4] 郑佳佳. 明教契嵩生平行迹考[J]. 法音,2021(2):12-16.

[5] 霍玲玲. 近40年释契嵩研究综述[J]. 梧州学院学报,2020,30(1):72-81.

作者简介：

焦健（1980.9- ），男，汉族，广西桂林人，硕士，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