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员工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国企员工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黄文敏,杨嘉进,汪洪琳

江西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8

摘要：本文基于对全国各地国企员工的问卷调查考察了我国国企员工政治信任程度，以社会公平感作为中介变量、以性别、民族、政治面貌、户口性质、工作状况作为控制变量、以生活满意度为自变量，进一步探索国企员工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国企员工的生活满意度正向影响其政治信任。2）国企员工的社会公平感正向影响其生活满意度。3）生活满意度和爱国思想交互作用会显著正向影响其政治信任。作者认为当前国企员工的政治信任绝大部分是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因素的影响，而增强其政治信任需要从提高生活满意度，增强社会公平感和爱国思想三个方面同时切入，才能使国企员工政治信任获得良好的提升效果。

关键词：政治信任;经济体制改革;生活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爱国思想

1.引言

政治信任通常是用来衡量国民是否满意政府的绩效工作的重要理论工具，是联络单个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代表着公众对于政府的绩效是否与自己内心期望值相一致。目前有关中国政治信任的研究多是以农民群众为调查对象进行的，还没有学者对国企员工的政府信任进行研究。因此作者打算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国企员工的政府信任现状，并根据生活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爱国思想三个维度来探讨影响国企员工政治信任的相关因素。以期从理性思维的角度为提高国企员工的政治信任提供新思路。

2.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2.1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1政治信任与国企员工政治信任

学者认为政治信任是民众对政治现实的评价（Cary Orren，1997），表现为民众对政府能够按照社会契约为民众利益服务的信心（Citrin Muste，1999）。政治信任基于大众对当局行为的愿望和对民意的回复之上的互动（程倩，2004）。因此，政治信任是一个不断调整、修复和发展的历史的动态进程（熊美娟，2010）。马得勇（2007）提出了一个更适合威权主义影响下的中国政治信任的定义，即民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可和支持，其中政治系统包括了有关政治的价值、制度、组织、政府决策、政府人员等层次。

2.1.2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设的提出

（1）生活满意度与国企员工政治信任

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个体对整体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赫利韦尔（2008）发现，生活满意度与政府满意度的关系存在明显线性关系，即个体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感满意往往他对政府也比较满意（李保臣、李德江，2013），提高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可提升其对政府的认同感。基于此，论文提出研究假设：

H1：国企员工的生活满意度会影响其政治信任

（2）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

社会公平是每一个政府和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国营企业改制后，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现象蔓延等现象出现后，国企员工的不公平感日益凸显，且对政府方面产生不信任感。根据上述理论观点，文中认为在在国企改制的背景下，国企员工的社会公平感在国企员工生活满意度影响其政治信任过程中具有影响作用。基于此，论文提出研究假设：

H2:社会公平感在国企员工生活满意度影响其政治信任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3）爱国思想的调节效应

爱国思想是民众在社会长期发展的进程中形成、发展和巩固的，是对自己国家的深厚情感和忠诚度。这种思想情感是来自于民众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依赖和信任。国企员工的爱国思想会间接关系到员工对于政府的依赖感，对政府工作绩效的预期。基于此，研究提出假设3：

H3:生活满意度和爱国思想交互作用会显著影响其政治信任

本文将运用spss20.0软件对作者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且来检验这三个假设。

3.数据分析结果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22.0软件，通过对各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了解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结果显示，社会公平感、爱国思想、生活满意度与政治信任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首先，国企员工生活满意度与国企员工的政治信任呈现显著正相关，(r=0.180，p<0.01)；其次，社会公平感对国企员工的政治信任呈显著正相关(r=0.385，p<0.01)；另外，政治信任与国企员工的生活满意度、国企员工爱国思想呈显著正相关(r =0.180，p<0.01；r=0.255，p<0.01)；生活满意度与国企员工爱国思想呈显著正相关(r =0.228，p<0.01）；可见，本研究各变量之间的假设关系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3.2假设检验

3.2.1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上述的Pearson相关分析，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对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的主效应与中介效应进行验证，结果如表1-1所示。模型1与模型3是分别是基于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的基准模型。

首先，为验证国企员工政治信任与国企员工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因果关系，作者在模型3基础上将生活满意度作为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形成了模型

4。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对国企员工政治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0.17，p<0.001) ；为验证生活满意度对国企员工的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同样在模型1基础上将生活满意度作为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形成了模型2。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对国企员工的社会公平感有显著正向影响(β =0.244，p<0.001) ，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其次，为验证社会公平感在国企员工生活满意度和国企员工政治信任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将社会公平感作为中介变量和生活满意度作为自变量同时进入理论模型，形成模型5。结果表明当社会公平感引入模型4之后，生活满意度对于国企员工政治信任的影响已下降（β =0.08，p<0.001)，国企员工的社会公平感对其政治信任的正向影响显著（β=0.371，p<0.001），由此可判断，社会公平感在生活满意度与国企员工政治信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

表1-1中介模型的间接效应检验

3.2.2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爱国思想在生活满意度和国企员工政治信任之间的调节效应，本文在模型6的基础上将爱国思想和生活满意度作为交互项引入回归方程，形成模型7。如表1-2所示，模型7表明爱国思想和生活满意度的交互项对国企员工的政治信任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 β = 0.466，p<0.01)，可见，假设3成立。

表1-2爱国思想的调节效应检验

4.讨论

本文考虑到中国国企“体制改革”的现实背景、阶级层次限制以及自我利益为主等因素，引入生活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爱国思想变量，构建了国企员工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模型，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1）国企员工的生活满意度对其政治信任具有正向影响。在国企员工的生活过程中，满意度越高也就意味着员工的总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就越容易符合员工内心对政府的期待值，从而增强其政治信任。所以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国营企业去提升员工的生活满意度。通过完善相关福利制度和激励制度、构建合理的薪酬体系、缩小员工之间的贫富差距等措施以此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生活满意度。

（2）生活满意度能直接影响国企员工的政治信任，也能通过社会公平感中介影响国企员工的政治信任。社会公平感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国企员工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在国营企业员工在分配体制上进行完善、在薪资奖励方面进行透明化公开性。让员工体会到真正的社会公平，平衡员工的分配公平感。

（3）生活满意度和爱国思想交互作用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其政治信任。在本次研究中发现爱国思想对国企员工的政治信任不起显著影响作用，但是爱国思想与生活满意度的交互项对政治信任起到显著的影响作用，爱国思想起到调节效应。爱国思想与政治信任联系日益紧密，培养员工爱国思想，是增强政治信任的主要保障。实际上，国企员工的政治信任是建立在爱国主义精神上的，因此国企要重视培育员工的爱国思想，重视相关教育工作的落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参考文献

[1]郑建君.基层公务员角色压力、工作倦怠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基于Bootstrap方法的中介模型检验[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9(05):51-58.

[2]姚本先,石升起,方双虎.生活满意度研究现状与展望[J].学术界,2011(08):218-227+289.

[3]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25(01):96-117+244.DOI:10.19934/j.cnki.shxyj.2011.01.004.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国企员工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课题编号：17ZZ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