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辩证逻辑和制度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辩证逻辑和制度优势

宋佳

（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青岛 266061）

【摘要】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论”的提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在新时代条件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新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社会关系范畴，是矛盾的综合统一体，蕴涵及体现着深刻的政治辩证关系和制度辩证逻辑，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继承性和创新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的辩证统一。这种辩证逻辑是中国新型政党关系的客观反映，揭示了我国政党制度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制度优势，对深刻理解我国政党制度规律性和创新性具有方法论意义。必须强化概念创新和实践创新，探索新型政党的内在机理和有效形式，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辩证逻辑、制度优势、制度自信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

（一）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是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根本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明确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在巴黎公社的实践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民主政治提出了一系列构想。[1]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曾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应当是国家权力的真正主体；真正的民主是人民主权，即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国家政治制度，运用国家权力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目标，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之中，艰辛探索人民群众广泛政治参与的方式和途径，逐步创立了人民民主理论。[4]

（二）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奠定了基础。[5]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农民的“合唱”，否则就会“孤鸿哀鸣”；无产阶级要建立与其他革命阶级和革命派别的广泛联盟；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来确定革命的同盟军及革命的敌人；争取和做好同盟军的工作是革命成功的大事。列宁结合时代变化和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始终把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8]首先准确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正确把握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分析了中国阶级状况，从而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谁领导、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击谁，提出了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为总的策略和出发点，把党对工、农和中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这就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9]

（三）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是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直接理论基础

随着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实践，列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相关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的新课题。列宁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指出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民主党派反对共同的敌人。[10]列宁始终没有放弃多党合作制度，他特别指出不同的国家在选择政党制度的时候“要善于针对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针对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来运用共产主义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则；要看到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党合作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在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探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上作出了重大贡献。[11]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辩证逻辑

（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就一个国家而言，选择和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既要遵循与借鉴世界政党制度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及普遍经验，更要尊重、反映、适应本国社会历史条件和国情实际，这是一个客观与主观、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过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16]

特殊的历史和特别的国情赋予我国建立政党制度的独特使命，以救国、兴国、富国、强国为目标，在学习、借鉴、移植、选择、试错、斗争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世界任何国家的否定之否定政党发展之路。最后，它诞生于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坚守性质宗旨、秉持初心使命，凝聚各党派共识，汇聚各族各界智慧，积聚人民群众力量，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缔造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一切事物的固有本性，贯穿事物发展变化始终。没有无凭无据的历史，也没有无本无源的制度。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现代政党制度，具有政党制度的一切“共性”，充分反映了现代政党的普遍规律和一般趋势，是世界政党中一分子，不是所谓别的“另类制度”。但是，没有千篇一律、定于一尊的制度，只有更适合自己的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全新的政党形式，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必然具有其独特的“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之中。

（二）继承性和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继承性是人类社会制度的内在逻辑。一种新型制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往往是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多重作用的结果。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是一个旧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和新制度出现、继承和创新有机统一的实践过程。[17]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创新性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最鲜明的特征。新型政党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三部分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它反映了一种新的政党关系模式及制度类型。首先，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类型。其次，它创新了一种崭新的政治结构体系。再次，它独创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关系模式。最后，它创设了一种新政党理论话语。但是，新型政党制度也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创新才是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它为创新而生、因创新而兴，在继承基础上创新，在创新引领下扬弃，推陈出新，永葆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多党合作的辩证统一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形成独特政治结构和制度形式。[20]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最本质特征，是客观必然性的集中反映；多党合作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最显著特征，是客观现实性的生动体现，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辩证统一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要求和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21]

首先，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初心和使命所决定的。共产党的先锋队质、初心和使命、立场和宗旨，决定了它是一种使命型、革命型和创新型政党，是中国最先进、最革命、最纯洁、最具代表性的政治领导力量。其次，党的领导核心是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后，党的领导作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需的。[22]

三、认清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

（一）在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上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习近平同志着重强调，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论断和科学阐释，为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制度的内在逻辑、充分彰显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和视野。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人民政协成立时的初心所在，也是人民政协制度的最大优势。[28]这一制度优势集中体现在，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上具有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群众路线，既是党的生命线，也是党的工作路线，是党以坚强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攻坚克难、不断取得胜利的传家宝。[29]

（二）在彰显人民民主真谛、发展中国式民主上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

人民政协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实现的、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有利于人民广泛政治参与和当家作主的中国式民主的重要制度。“中国式民主”，既是人民政协制度的核心要义，又是人民政协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所在。[32]中国共产党一贯高举民主政治的光辉旗帜。[3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懈奋斗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两种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一种是以“选举式”民主为核心内容和根本形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种是以“协商式”民主为核心内容和基本形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两种民主政治制度安排，是在为人民当家作主共同目标不懈奋斗中应运而生的，两种民主政治形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内在优势。

[35]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这正是“中国式民主”的最鲜明特征和最突出优势。[36]把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探索“中国式民主”的核心价值和有效实现形式，这是以协商民主为鲜明特质和根本职责的人民政协制度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内在逻辑。

（三）在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上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37]十九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不成熟，还没有形成自为的阶级意识，为此，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在马克思看来，民主政党与共产党在面对疯狂的欧洲封建复辟的反动势力，必须站在同一阵线，不能搞关门主义，更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其他民主政党或工人阶级政党。但是这种联盟并非毫无原则的妥协。

尽管其他政党与共产党都有共同的阶段性目标，但是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在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时更能够超越国家、民族和地域限制，能够代表并实现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为目标。同时，这种代表性是以其先进性为基础的，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共产党人能够始终代表运动的利益，而不会半途而废，也不会倒戈反击，是保证整个运动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性力量。

参考文献

[1]刘慧永：《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1日。

[3]王金豹：《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的辩证法》，《重庆行政》，2019年4月18，第2期，第64-67页。

[4]侯传博：《关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发展研究》，山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3月10 日。

[5]陈立新：《论新世纪统一战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党史文苑》2008年1月20日，第2期，第50-51页。

[8]杨博涵：《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问题研究 》，吉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3月1日。

[9]林萍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统一战线关系探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1日。

[10]胡秀洁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演进的历程与启示研究》，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6月30 日。

[11]范冰川：《人民政协的理论基础及其逻辑演进》，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3月1日。

[16]曾志诚：《当代中国发展模式的辩证思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6月1日。

[17]杨春辉：《新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若干问题比较分析》，《中国市场》2014年6月30日，第25期，第106-107页。

[20]杨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参政党建设研究》，2005年6月1日，第53页。

[21]陶建兵，陈意，陈路明：《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看民主政治发展》，《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10月28日，第5期，第11-15页。

[22]杨亚利：《<周易>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色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周易研究》2018年8月20日，第4期，第10-22页。

[28]胡均伟：《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演进》，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12月1日。

[29]王晋明：《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先锋队》，2014年1月11日，第2期，第17-18页。

[32]王庆五，王金水：《协商民主-从政治协商到国家层面的基本民主制度建设》，《江海学刊》，2014年1月10日，第1期，第208-214页。

[33]徐扬：《新时期我国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5月26日。

[35]李涛，王新强：《协商民主、选举民主与民主政治建设》，《政治学研究》，2014年6月18日，第3期，第73-81页。

[36]周英：《超大规模条件下中国民主建设的策略》，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3月10日。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