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阶级分化角度分析秦末农民起义的走向

从阶级分化角度分析秦末农民起义的走向

朱宇宏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秦汉朝代变迁之际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运动是封建社会时期最底层人民群众发出的第一次有力的呐喊，统治阶级无法再次忽视这股曾经被视为草芥的庞大力量。然而宏大的农民运动结束所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统治者由秦地的军功贵族换成了新兴地主，农民阶级仍然麻木地接受着剥削，这是封建时期农民阶级无法承担创造新的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秦汉；阶级；农民起义

引言

秦由西戎小国最终得以兼并天下，所恃无非是变法之利。秦国自孝公起制定了一整套新的改革方式，以严苛的秦法约束臣民，打造了一个军事强国。然而，当秦国最终统一天下后，强行将适用于局部地区的繁重税赋与严苛法律应用到广大中原地区，势必会导致人民的反抗。始皇时期开工的诸多工程项目和戍边等徭役任务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农业劳动生产，而严苛的法律又将其余所剩无几的青壮劳动力变成了“刑徒”。“所以刑徒和服徭役的普通劳动人民也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农民的求生之路,或公逃亡山林为“盗贼”,或是流入豪四地至为依附户,他们宁可征受豪阴地主严重的干分之五的私租剥削(“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也要设法逃脱徭役的重负。封廷国家土地所有制随着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其所以逐渐衰弱,就是由于它本身具有的以徭役地租形态为主要剥削形式的原始性和落后性。”[]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社会的上层建筑存在，秦帝国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封建社会内部无法消解，直接的暴力革命方式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也就是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

一、大泽乡的起义与张楚政权

陈胜与吴广作为“闾左”贫民被征发戍边，路途中由于大雨延误行程，两个人利用队伍中贫民对于秦法“失期”的畏惧鼓动了起义。陈胜把握了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即“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起义军沿途召集受到压迫的下层百姓，攻占了第一座大城市——陈。革命形势的变化要求起义军要有更完备的组织结构，于是“张楚”政权应运而生，“伐无道，诛暴秦”成为起义军下一阶段的行动纲领。各地的反秦力量走到了一起，六国故地的旧贵族也加入了反抗，革命的领导权无形中就发生了偏移，为起义军分裂埋下了祸根。陈胜称王才能保持对起义军的有效领导反映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起义军分兵一部扩大六国旧地的根据地，主力则向关中进发。六国旧贵族与地主阶级借机恢复了自己在地方上的权势，在义军与秦军交战的关键时刻公然分裂义军领导权，割据一方。秦二世派章邯组织骊山刑徒军团和北方戍边军团趁起义军内部分裂发动反扑，吴广、陈胜相继牺牲。革命陷入低谷时期，但各地的反秦烽火已经不可能被扑灭了。

二、旧贵族的复兴

六国旧地的复国运动是反秦浪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性的起义军领导者大部分都是曾经的上层贵族阶级后裔，在秦末农民起义中以“豪杰”的身份被推举为领袖，部分恢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局面。从当时的视角来看，诚然，受到良好教育的贵族精英阶层担任领导者对起义军的前期发展壮大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起义军的共同敌人——秦逐渐衰弱乃至最终灭亡后，这些贵族成了建立统一国家的障碍。起义的发起者和最广大的参与者，农民，不得不接受由一个剥削到另一个剥削的转变，

事实上，农民阶级对于起义的结果并没有完整的政权架构思想，陈胜也不得不借楚国名将项燕和秦太子扶苏的名义为起义提供“合法”依据，而他最终的目标也不过是由“黔首”转变为自己曾经梦想的“王侯将相”。贵族阶层统治在当时的百姓心中是根深蒂固的，这也就不难理解旧贵族在地方上巨大的影响力。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在秦代被完全废弃，但其中内核的宗法制和以此构建的宗族社会思想却一直延续至今。项梁、项羽能够迅速起事，除了当时的时事所趋，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从庞大的宗族体系中征召武装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扩大队伍。

平民出身的义军首领也倾向于依附于贵族阶层领导的势力。与陈胜同时期东阳起义军的首领陈婴就曾表达出“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出身平民的陈婴对于项氏家族存在一种盲目的信任，认为倚仗名族领导带领反秦队伍会有更大成就，这也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倾向。

三、秦的最终覆灭

秦二世起初对于起义持有轻视态度，认为农民起义可以在地方上得到控制，直到陈胜的西征主力攻击关中地区时才调集军队发起反攻，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秦二世于是放松了警惕。然而此时秦帝国已经积重难返。关外地区与关中联系被各地的起义军切断，而接连不断的起义又需要秦统治者征调关中的百姓服劳役、兵役，这又削弱了秦统治核心地区人民对起义军的抵抗意志。

项梁、项羽叔侄二人将战国时期楚怀王之孙推到前台作为名义上的共主，由此把持了起义军的领导大权。秦军先是在定陶击溃了项梁军队主力，又转兵河北，包围了巨鹿的义军势力。南方的义军领导集团决定派主力军北上援助赵国，拖延秦军回防，而派刘邦率一支偏师西进关中，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项羽在巨鹿大破王离军，在关外广大地区寻找剩余的秦军主力决战；此时的刘邦已经攻克武关，逼迫秦王子婴投降。至此，秦作为中国第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朝代就此结束。

四、楚汉相争

刘邦在占领关中地区后废除严苛秦法，“约法三章”，而其中“伤人与盗窃者抵罪”这条比较耐人寻味。刘邦出身于秦朝底层官吏，初期队伍人员大部分由平民和小地主组成，这样的队伍军纪方面一直是存在问题的，攻克一地后掠夺战利品是一种默许的奖励。但进入关中后，刘邦却禁止劫掠秦地，一方面是为了严肃军纪，保持军队战斗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取秦地人民的支持，平等的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刘邦政治野心扩大，将自己视为“关中王”，也就从平民阶级的领袖转化成了新时代的地主阶级领袖。“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刘邦集团顺应这一趋势，是战胜项羽的根本原因。”[]

项羽则是典型的贵族出身的地主阶级。他的政治理想是恢复春秋战国时“诸侯相安”的局面。他在灭秦后大肆分封，自己居于“霸主”地位，诸侯之间战乱不断，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恢复。在政治活动中，他将迂腐的“道义”作为行为准则，决策有损己方利益；他在军事行动上保持着战国诸侯相争中灭国掠地的思路，在攻入关中后杀害降王子婴，将咸阳宫室付之一炬，大掠而还于彭城，导致关中生产力大幅倒退，也失去了关中百姓的支持。

五、结束语

秦统一下的社会中，不仅有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内部也存在很大分歧。关中和关外地区由于既有的历史原因相互对立，秦统治下官吏对于中小地主和平民阶级的压迫共同造成农民起义的爆发。在取得对秦战争的胜利后，分裂割据和统一两种政治思想之间的冲突使得起义军分裂出刘邦、项羽两个对立集团。最终，出身平民阶层的刘邦兼顾各方利益，顺应历史发展，实现了中原统一，他也顺势完成了阶级的转变。“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解除了由于地方阶级残酷压榨而造成的社会经济危机,从而调整了生产关系,使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房芸芳：《从秦末农民起义看社会的冲突与变迁》，《探索与争鸣》1997年08期]这也就是秦末农民起义最大的历史贡献所在。

参考文献：

[1]陈志刚,陈彦均.历史学科素养内容结构构建的方向[J].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6(10).

[2]叶茂强.土地兼并是秦末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N].江西师院学报.1978,(03):62-67.

[3]雪萤.关于秦末农民起义的阶级觉悟问题[N].江汉学报.1963,(08):3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