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贵州佛教概述

明清时期贵州佛教概述

王威

◎王威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09级中国古代史研究生,贵州贵阳550025）

中图分类号：B9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7-181-01

摘要：佛教是贵州文化一重要组成部分，欲了解贵州社会生活之全貌，我们就需对贵州佛教做一深入、系统之探究，以便我们更好的了解贵州文化与佛教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在贵州佛教的发展历程中，明清两代是贵州佛教繁荣鼎盛期，对此时段贵州佛教的探究，在整个贵州佛教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关键词：贵州佛教;明清;繁荣鼎盛

一、明代的贵州佛教

明太祖朱元璋奠都南京后，便以“治国以教化为先”，以儒学为主，辅以释道，他对西南边疆佛教尤重视，大力倡教，以期驯化人心，达到维护其统治之目的。

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贵州布政使司，贵州始为一省。此时期贵州实行土流官并治，密切了与中原佛教的关系。受中央朝廷倡教政策的影响，明代贵州佛教迎来了一个大的发展兴盛时期。贵州土司流官多崇佛兴寺，僧官始持教度僧，黔中僧徒士民大建佛寺，大辟佛洞，高僧大德亦联袂而起，遂使佛教迅速在全省传播兴盛。

佛教在黔省之传布，与汉族移民关系极大。其时，汉人多为陕西、江西、四川等地之人。而陕西、江西、四川，皆为佛教繁盛之区，其地移民进入贵州，不可能不将其文化一并传入。明代移民规模宏大，通过“调北填南”，大批汉人移入贵州。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一者将汉民族固有的佛教信仰带入贵州境内；二者亦为僧人深入境内游方行化提供了生活、物质基础。由是，外来僧尼纷纷活动于黔地穷乡辟壤，士民一时向慕成风，从而使佛教寺庙林立，遍布境内各府州县卫，贵州之明代佛教由此而呈兴盛景象。

贵州佛教在明代的传布发展以致繁荣兴盛，与境内交通条件之改善有较大关系。自汉唐以来，由于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联系较少，贵州被中央王朝视为西南荒服之地。自元代始，贵州思、播二州成为西南驿道所经的水陆交通枢纽，由湖广至贵阳、贵阳至云南和贵阳至广西的多条驿道均已开通。明代更大修驿道，遍立卫所，由此就把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和贵州联为一体。于是，大批汉族官吏、士兵、商民等不断沿驿道进入贵州。驿道沿线之府、州、县、卫普遍建有寺庙，住有僧尼，佛教遂在境内迅速蔚为大观。由于贵州的府治卫所均设在驿道沿线，由此便形成了一条以府治卫所为通道的佛教传播路线，从而使佛寺遍及各地，佛教流布全省。

明末，中原及西蜀之地皆战乱，“天下扰乱，贵州粗安”，南明永历帝乃驻跸贵州之安隆，由是贵州遂为南明永历王朝之政治文化中心。于是中原西蜀禅师纷纷入黔，其中临济宗天童圆悟一系的子孙更是人多势众，人才济济。南明亡后，士大夫多逃禅出家，由是复大振黔中末世之宗风，遂使贵州禅宗佛教盛极一时，佛教寺院遍布各府州县直至穷乡僻壤，佛教典籍文化灿烂辉煌，明季贵州佛教之兴盛，在贵州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随着贵州佛教的兴盛，明末清初，贵州出现了以丈雪、语嵩、赤松、瞿脉、厂石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佛教思想家，其人品学问、弘法业绩及佛学造诣，与中原诸佛学大师相比，亦不逊色。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佛教僧徒内部，且与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亦密切相关，其佛教哲学内涵十分丰富，心理分析相当细致，辩证法也非常深刻，从而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明代，随着贵州佛教的繁荣，特别是明季贵州佛教出现鼎盛，境内佛教名山纷纷涌现，随之兴隆繁盛，延至清代而不衰。著名者有：黔北的遵义金鼎山、禹门山；黔东的梵净山、思南中和山、铜仁六龙山、万山中华山；黔中的贵阳东山、相宝山、黔灵山、平坝高峰山、息烽西望山、贵定阳宝山、广顺白云山；黔东南的施秉云台山、黎平南泉山；黔西南的盘县丹霞山等。这些佛教名山，大多派属禅宗，与禅师开建或中兴有绝大关系，如：妙玄之与梵净山，白云之与阳宝山，不昧之与丹霞山，自然之与高峰山，梅溪之与禹门山，无相之与六龙山等，名僧与名山可谓共传不朽。

二、清代的贵州佛教

明末清初之际，贵州佛教呈现出兴盛之势，及至清季中叶尚能称盛，然盛极之后却难以为续，晚清贵州佛教呈现出衰落之势。究其原因，主观上，是由于贵州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于形式。客观上，则与“咸同之乱”“庙产兴学”有直接关联。因此，贵州佛教遭到前所未有之重创，从而导致晚清贵州佛教一蹶不振。

自清朝中期始，贵州佛教日益走向世俗化、功利化，从而流于形式，且杂入儒、道，甚至于民间巫教。僧人和教徒的信仰也多只有佛教形式，而缺少佛教内涵。僧徒们并不重视精神之解脱及哲理之悟解，更多的是关心来世的幸福和现实的利益。有的人烧香拜佛，集资塑像，举行斋会，写诵佛经；；有的人为皇帝祝圣，希望“皇图永固，帝道遐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有的人积累功德，修补寺院，为来世住生极乐世界购买门券；有的人为了除病消灾、延年益寿；有的人求财、求子、求官、祈福禳灾，希望菩萨保佑他们祓除现世的痛苦等等。正是由于此种佛教世俗化的实用性思维，僧徒们普遍缺乏抽象思辨的兴趣，较少追求“精神的王国”，而往往执著于此生此地的现实人生。再加上贵州一向地瘠民贫，多数僧人都要为修寺院、造佛像、治田庄、做法事而奔忙，多数贫民子弟只是为了谋生而出家，因而他们往往“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二年，佛在西天；出家三年，问佛要钱”。而广大信众也不可能有时间和余财来从事佛学的研习，同时文化素质的低下也使得他们不可能吸收佛教的高深理论，获得哲理上的悟证，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只能停留在世俗化的消灾弥难、趋福避祸的经忏佛事上。而这种世俗化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造成了他们佛教文化知识水平的普遍低下，最后使赶经忏、科轨仪、演梵唱、赴应门、行醮斋成为晚清贵州佛教的主流，致使贵州佛教完全流于形式。

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贵州战事不断，据光绪《平黔纪略》记载：贵州境内各府厅州县“亦俱叠遭兵燹，十室九空”，许多佛教寺庙毁于战火。据道光《贵阳府志•祠宇副记》和道光《遵义府志•寺观》记载，道光时，贵阳有寺庙200余座，遵义有300余座，息烽有100余座，至“咸同之乱”后均所剩无几。黔东梵净山数十座寺庙亦被毁，“寺院及诸菩萨俱为灰烬，尔时僧众风散云流”，香客不至，“香灯冷落，人烟寂寞”，遂使传响全国的佛教名山毁于一旦。

“庙产兴学”亦使贵州佛教受到一定的破坏。所谓“庙产兴学”，是指提取寺庙财产兴办义学。“其始于清初，盛于清末民初，一直延续至民国末年。”具体办法有：“将寺庙财产分成两分或三分，以1/2/或2/3入书院，剩余部分为寺庙所有；或将所谓不法寺僧驱逐出庙，将庙产全部充公，以作为办学经费。”道光《贵阳府志》卷三十六载，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建义学于贵阳永祥寺中，为贵州庙产兴学之始。道光《遵义府志•学校三》载：遵义培英、育才、湘川三书院的学田和郡中棚田多由官府提取寺产拨置。之后，“庙产兴学”运动遂逐渐遍及贵州全省。据统计，仅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1901—1911年）的10年中，贵州兴办的636所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庙产或占据寺庙兴办的。在“庙产兴学”运动中，一些地方官吏还与土豪劣绅勾结，拷打僧尼，抢夺寺产，霸占寺庙。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贵州“咸同之乱”后重建的很多名山大寺又普遍遭到官匪的严重破坏。

贵州佛教经过“咸同之乱”的重创和“庙产兴学”的打击，晚清时期遂一蹶不振。

参考文献：

【1】王路平《贵州佛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2】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

【3】彭钢，龙起佳《贵州省志•宗教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年。

【4】傅宏《西南佛教》，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