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批判”：论争与重思

　　这一论争始于90年代初一些学者基于后殖民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对“国民性批判”的质疑与否思。这些学者通过梳理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谱系发现，中国百年来的“国民性批判”，与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有着惊人的一致；而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正是在其推行殖民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他们由此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话语传统影响下进行的；其所批判的“国民性”，根本不是什么客观存在，而仅仅是一种殖民主义的话语建构，一个“神话”。它的目的是“帮助欧洲建立其种族和文化的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依据。”而中国的“国民性批判”者由于没有看到其中包含的“西方话语霸权”，有意无意地把西方的殖民主义话语内化为自己审视自己的工具，因而中国“国民性批判”的主体性与合法性都是可疑的。

　　这一观点提出后，引起了不少学者、尤其是鲁迅研究者的反驳。众所周知，“国民性批判”是鲁迅思想和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鲁迅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些学者认为，鲁迅所作的“国民性批判”是中国新文学的开拓性成果，对于改造和健全国民精神具有重要意义。那种认为鲁迅“拾殖民主义者牙慧”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论争显示着重思的必要，重思的关键则在于中国的“国民性批判”与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批判”虽然确实受到了西方话语的某些影响，但绝不是对西方话语的简单重复。

　　首先，中国的“国民性批判”话语的成因是复杂的。造成中国“国民性批判”话语的首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自1840年以来，民族危亡的问题就越来越不容回避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而梁启超、鲁迅、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先锋，对此感触尤为深刻。他们迫切地希望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必须有伟大的国民精神作为精神支撑。“艰难的国运”需要“雄健的国民”来挽救民族危机，而当时中国国民中恰恰缺乏这样一种“雄健”的精神。这使得这些思想先锋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性批判”绝不只是一个舶来品，它有着强烈的中国本土的自觉意识，产生于民族图存的强烈愿望。造成中国“国民性批判”话语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这些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先锋，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对于中国人的种种劣根性本来就有痛切体验。以鲁迅为例，由小康之家堕入困顿的悲凉，仙台医专的“幻灯片事件”，都使他痛感国民精神的不健全，因而发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沉痛之言，并下决心投入改良国民精神的文学创作之中。这说明，中国“国民性批判”话语所批判的“国民性”绝非仅仅是西方话语所建构的“神话”，而是确确实实地存在于现实之中的、无可否认的事实。显然，促使中国“国民性批判”话语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以上两个内因，而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如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等等，作为外因，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任何一种西方话语，进入中国本土以后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异，话语形式虽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类似，骨子里表达的却是解释乃至解决中国问题的焦虑。把中国的“国民性批判”完全看作是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影响下的产物，这种推理显然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毛病。

　其次，中国“国民性批判”话语有着自己独特的深层批判对象。从表面上看，中国“国民性批判”话语的批判对象是中国人的“国民性”，而其所指出的国民性痼疾如“奴性”、“愚昧”、“麻木”、“懦弱”等，与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又不乏相似之处，似乎中国的“国民性批判”是对西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话语的复述。但如果深入分析则不难发现，中国“国民性批判”话语的表层批判对象是“国民性”，其深层批判对象却是中国的专制制度。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先锋们从未把国民性的痼疾看成是中国人先天具有的、“与历史分离的抽象的本质”，而是把它看作在历史中形成的，看作中国几千年来专制制度的产物。梁启超就曾说：“中国人之聪明本不让欧西”，甚至认为“吾之所蕴积，亦实有优异之点，为他族所莫能逮者，吾又安可以自蔑？”还说：“我觉得中国人的性质，无论从哪方面看去，总看不出比外国人弱的地方。”只可惜，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优良品质被几千年的专制制度所遏止，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孙中山也曾指出，中国人并不内在地缺乏参与民主政治的能力，只是由于专制制度“堵塞人民的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才使得中国的国民性出现了缺陷。而且，他还敏锐地发现，国民性的缺陷抑或“程度不足”极容易成为袁世凯之流维持或复辟专制的绝好借口，因而坚决反对贬抑中国人先天素质的错误观点，认为经过制度改革和民权教育，中国人是完全有能力实行民主政治的。而鲁迅在尖锐的“国民性批判”的同时，也不忘强调中国不乏“舍身求法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两方面始终同时并存于鲁迅的思想中。而其作品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其中的“国民性批判”所彰显的，恰恰是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戕害。这说明，中国的“国民性批判”话语从来都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和辩证的。

　　再次，中国“国民性批判”话语的最终指向是通过改造社会来改造国民性，以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实现救亡图存。如果中国的“国民性批判”话语仅仅停留在指出中国人精神上的几条甚至几十条毛病，那么“国民（劣根）性”的发现除了用来互嘲和自嘲以外，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最后很可能不免汇入殖民主义者歧视中国人的大合唱中。而这些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先锋所做的“国民性批判”之所以没有沦入这般田地，关键在于他们所关注的是如何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如前所述，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抑或鲁迅，他们都没有止步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指责，而是更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这种劣根性形成的原因，并将之锁定为两千年来的专制制度。既然专制制度是国民性痼疾的根源，那么，扫除专制制度当然就是改造国民性的根本。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的奴性源于专制政治：“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因此，欲启民智，必先开民权。孙中山也曾指出，国民性的缺陷源于民权的缺乏，因而特别反对“先教育民众再实行民主政治”的谬论，强调只有实行民主制度、让民众参与政治，才是开启民智、教育民众的最佳途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都认为，中国国民性的痼疾皆专制制度之余毒，因而要改造国民性，破除专制是第一要义。而鲁迅也曾直接号召青年人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求得人性的真正解放。如果说，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通过将“国民性”本质主义化来贬低中国人以推行其殖民主义政策；那么，中国的“国民性批判”话语则恰恰通过将“国民性”历史具体化，力求通过消除国民性痼疾产生的根源，以寻求反对殖民主义、实现救亡图存的策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反对将中国的“国民性批判”与西方殖民主义话语进行简单的比附，并不是反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事实上，在20世纪中国的“国民性批判”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简单重复西方话语的问题。如80年代初盛行一时、至今尚余音未绝的“酱缸文化论”，从现象罗列到原因分析乃至解决办法，都不出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圈套，甚至还不如西方话语全面系统。而这种论调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甚至轰动效应，说明西方的殖民主义话语确实对中国的“国民性批判”一直产生着负面的影响，这也是需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