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巴杰特规则”及其政策启示(2)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09-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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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仅向市场而非单个机构提供流动性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考虑到今天发展健全和高度流动的金融市场,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注入流动性就已经足够了。事实上,金融机构需要最后贷款人的原因之一就是同业市场失败。如果中央银行能够克服市场协调和信息问题,那么同业市场依然是降低道德风险的最有效方式(Rochet,Jean-Charles,Xavier Vives,2002)。借助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向同业市场注入流动性,然后通过同业市场来向单个机构分配资金。在同业市场完全有效的情况下,一家有清偿力的机构不可能缺乏流动性。信息充分的市场参与者能够清楚区分流动性和清偿性问题。市场纪律是同业市场的重要特征,它将迫使贷款银行监控借款银行。这样中央银行只需简单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即可,而把贷款的监控责任留给了市场参与者。但中央银行应该改善市场的信息结构以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和平滑市场的运行,这有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市场失败。中央银行应该强化市场参与者的信息披露,同时也可以利用自身监管优势,主动向市场提供必要的信息。同时鼓励市场参与银行之间发展互信和分享信息,降低危机时期的协调成本,以避免最后贷款人设施的被滥用。
 三、政策启示
  
  在我国,最后贷款人职能由中央银行行使。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最后贷款人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再贷款。根据再贷款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最后贷款人有以下特征:救助形式单一,救助条件较松,救助范围宽泛,救助利率较低,贷款期限较长。对照桑顿和巴杰特的古典教条,我们可以发现,最后贷款人在中国被严重扭曲和滥用。不管是系统性风险还是非系统性风险,不管是流动性风险还是清偿性风险,不管是银行类风险还是非银行类风险,最后贷款人基本上都会向问题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事实上是风险处置者、存款保险者、第一贷款人而非最后贷款人。我国最后贷款人的救助实践容易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由于最后贷款人的资金支持是廉价而又易于获取的公共资源,相关利益各方为之展开争夺。它导致问题银行的管理者和股东冒险投机,它给予地方政府干预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动机,它也弱化了监管机构的监管动机。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道德风险被人为放大。
  改革我国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应该遵循降低道德风险、强化市场约束的基本原则。
  1.改革我国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关键是要走出观念上的误区。中央银行应该抛弃挤兑等同于传染的错误观念和不计成本的救助行为,在提供任何形式的救助前中央银行都应该权衡救助的成本和收益,关注救助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
  2.中央银行应该转变为真正的最后贷款人。再贷款的成本较高,而效率较低。中央银行应该减少对再贷款的使用直至最终放弃它。考虑到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央银行应该更多依赖市场型的政策工具,例如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来分配资金。中央银行在提供贷款时也应使用惩罚性利率,贷款的期限也应该限制在1年以内。
  3.中央银行应该限制最后贷款人的使用范围。最后贷款人的支持只应该提供给那些有清偿能力的机构,缺乏清偿能力的机构应该关闭和破产。同时,政府也应该尽快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对破产机构存款者的补偿应该通过存款保险公司来进行。证券公司应该被排除出最后贷款人的救助范围。
  4.中央银行应该发展出相应的惩罚机制。为了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中央银行应该强化市场惩戒机制,对那些“坏银行”应该实施关闭政策,防止这些问题银行进一步的冒险冲动,避免风险的更多累积。如果中央银行向问题银行提供支持,则问题银行的管理者和股东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5.保持最后贷款人救助政策的模糊性。中央银行不应该事先承诺救助任何机构,一些陷入困境的机构应该被强制退出市场。救助的条件是必要的,但救助不应该被事先保证,没有银行能够确保得到中央银行的救助。在救助过程中,建立和维护中央银行的专业声誉非常重要。从长期来看,救助政策的有效性有待市场信心的最终检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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