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是作者2005年11月11日在南京"法律与改革"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作者介绍了德国民法在过去十年中的欧洲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她首先介绍了对德国法施加影响的国际条约和欧洲共同体的法律文件,进而揭示了德国民法中受到国际法和欧洲法冲击最严重的领域——债法,特别是其中牵涉到消费者的部分。然后,作者详细介绍了国际法和欧洲法对德国民法的影响程度。最后,作者对德国民法未来的国际化和欧洲化趋势进行了展望。

简介：村规民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渊远流长,在不同历史时期,为维护传统的乡村秩序发挥着大体相同的教化作用。村规民约很好的体现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功能。村规民约与村民自治制度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越来越成为中国村民自治法律制度完善的重要方面。但是由于受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当前的村规民约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影响着村规民约作用的发挥。因此我们必须对村规民约进行现代化、法治化的转换,使其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需求,发挥其积极作用,推动新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

简介：民营化与自由化改革关系密切,亦存在张力与冲突。我国台湾地区民营化后的中华电信仅短暂经历移动通讯市场龙头地位不保的局面,旋即凭借剩余独占市场地位,搭配网络效益,以及民营化后的灵活营销手法,屡屡限制市场竞争,使得所有其他新进业者都仰赖其移动与固定网络,消费者权益未获应有保障,与电信自由化政策目标相去甚远。中国大陆电信业改革实践中也同样遭遇超高定价攫取超额利润,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和宽带低效掣肘产业发展无法释放带动效应等问题。两岸比较下,后民营化时代我国台湾地区应从行业管制和公司治理两个层面进行革新:前者包括制度面尽速开放用户回路,执法面强化管制与加强协调;后者包括变更持股机关、强化董事会功能、明定中华电信政策任务。而中国大陆民营化和自由化审慎缓进过程中则宜记取民营化与自由化不可混为一谈,彻底民营化与自由化并无必然关联,批发部门功能分离应作为三大电信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并尽速制定颁行富有前瞻性和回应三网融合的《通讯传播法》。

简介：法国民事审前程序具有促进当事人和解、掌控诉讼进程、过滤当事人提起的程序性抗辩、先予执行部分诉讼请求、向庭审法官提交案情报告等功能。法国民事审前程序经历了当事人自治型、法院引导型、法院主导型、程序合作型、契约治理型等模式。诉讼程序的契约化治理是欧陆民事诉讼程序在21世纪的重要发展趋势。

简介：法典是部门法体系化的最高形式。经济法的体系化有利于厘清市场与政府各自的边界,为不同主体分别提供权利、义务和权力清单。现阶段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缺乏、概念化不足、基本理论的欠缺和法典的自闭性缺陷决定了经济法尚不具备法典化的条件,但应当积极促进自身体系的优化升级,以子部门法典化为路径推进法典化进程。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法体系具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决定了经济法应当以市场主体行为为依据进行内部体系建构。重构后的经济法由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资源环境法、财税法和金融法等子部门法典构成。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刑罚的人道化是我国当前刑罚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死刑制度的改革尤其体现了这一特征。但改革显然只能是渐进式的,而不能一蹴而就。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究竟让谁先享受刑罚人道化的成果?针对这一问题,有两方面的因素在不同的方向上起作用:一面是刑罚正当化的根据,它积极地为刑罚的存在或加重寻找理由;在它的对立面是刑罚的人道化,它在消极的意义上为刑罚的废除或者减轻提供根据。这两种力

简介：在中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背景下，各地法院出现追求法官年轻化、推行竞争上岗、过度倡导办案效率等现象，法院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追程中产生的造种思维误区与法官职业化建设目标背道而驰。审判职业决定了法官应具备的特有思维，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思维应当符合审判规律特点和法官思维的特性，应从机制上激励法官职业化的思维，改革法官管理制度，延迟法官退休年龄，提高法官应有待遇等方面，为职业化法官提供制度保障。

简介：“中国一欧盟青年经理培训项日”是中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为培养在中国商业环境中从事经营活动的欧洲经理人才而于1997年启动的双边人力资源项目。中国贸促会为该项目的执行机构。根据该项目管理办公室的计划安排，项目管理办公室于2002年6月19日在北京为本期学员举办了一场题为“商事争议解决”的小型研讨会，重点介绍中国商事仲裁的现状、特点和程序，旨在帮助那些即将在中国从事业务的欧盟经理人员了解中国仲裁，并对中国仲裁予以正确认识。

简介：在《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的"第一部分",即《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建构》中,邓正来教授对当下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判。不过,鉴于法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气质,邓教授的批判从国内层面对当下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问题化,即揭示了当下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论者之意识形态担当上的"无力"和"被动"。然而,缘于当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表征)于目前世界意识形态格局中的不利处境,"邓正来批判"从全球化话语来看(或在国际层面上)也存在着问题,即尽管当下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论者的意识形态担当内在地存在着问题,但他们毕竟在全力担负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职责,不过,邓教授通过其严肃批判虽然展现出一种"厚重"和"主动"的意识形态担当,但是,即便邓教授的意识形态担当更为有力(甚或更为完善),他也无法及时和完全弥补其批判所会给当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损害。

简介：吸毒行为虽然严重损害吸食者的健康,也给国家和社会增添了沉重的负担,但基于被害人承诺的法理,其并没有侵犯任何法益.而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犯而不是对社会规范的不服从.倘若仅以其侵犯社会善良风俗为由,对其施加刑法制裁,则既无法理依据,也欠缺实际操作性,是对行为人权利的不当侵犯.因此,我们应加大强制戒毒的力度,治疗优先于惩罚.但对于教唆他人吸毒者,则可能构成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对于容留他人吸毒这一帮助行为,如果其侵犯到该场所内不特定或多数人的身体健康的话,则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简介：张盈律师事务所现有执业律师和实习律师35名，行政工作人员9名，自有办公用房600平方米，租赁办套用房550平方米，是拥有现代化办公设施和尊定业务源的中型律师事务所。在几年的办所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加强管理不仅仅是内部机制协调的需要，更是市场的要求。管理是资源，管理出效益，有效的管理是事务所规范运行的根本保证，科学的管理是事务所发展的推动力。建所八年来，我所始终把强化事务所内部管理放在首要位置上。

简介：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法官心证现象.但是,诉讼程序应当提供足够的手段,克服认证据判断的主观性和局限性,保障证据判断的客观化,保障法官独立审判和防止恣意裁判.

简介：

简介：财产权不仅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权其他方面得以实现的保障。美国著名政治家杰斐逊就曾言，只要权力没有节制，财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人的思想、身体、才能以及其他所拥有的东西都不会有保障。我国宪法不仅在第13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而且还在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将包括财产权在内的人权保护问题纳入宪法范围。另外在刑法的有关章节也将严重侵犯公民财产权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以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从这些规定来看，

简介：一、职务犯罪轻刑化在实践中的表现（一）立案起点把握太高职务犯罪的立案起点刑法有明确规定，以受贿罪为例，我国（（刑法》第386和383条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0000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

简介：当前，我国犯罪一直呈上升态势，导致刑事司法工作压力巨大，研究非犯罪化的实现路径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广义上理解，非犯罪化包括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刑法立法模式决定了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我国当前非犯罪化的主要路径。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可从三个层面展开，它包括侦查阶段的非犯罪化、起诉阶段的非犯罪化和审判阶段的非犯罪化，每个阶段的非犯罪化其具体实现方式存在差异。

简介：<正>一、美国Toysman案与个人资料交易的勃兴2001年,美国的Toysmart案使个人资料交易与资料和隐私保护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焦点。Toysmart是一家网上玩具零售商,至2001年6月倒闭时,其资料库含有约25万客户的个人和家庭信息,如消费者的姓名、地址、电子邮件、交易记录、购物偏好,家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当今中国犯罪治理面临两方面的现实:一是犯罪率高攀不下。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五年来,虽然政府公共安全支出不断加大〔1〕,但与此同时,犯罪率也在不断上升,犯罪形势日趋严峻。从全国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数看,2009年之前,刑事立案数都在500万起以下（2006年约474万起、2007年约481万起、2008年约488万起）,但2009年刑事立案数突破500万起,约558万起,较往年增加三至四成,之后便一路上升,2010

简介：会计网络化是会计工作的发展方向,它涉及到单位内、外部诸多方面和因素,是一项系统工程.现行的会计法规和管理制度因制定时间较早,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其发展变化,凸显出滞后性.本文主要从如何建立健全包括会计网络化岗位责任制、会计网络化操作管理制度、会计网络化系统管理制度、网络化会计数据管理制度、网络化会计档案管理制度等在内的会计网络化管理制度方面加以探讨,以促进会计网络化工作的健康发展.

简介：从刑法的视角看,男性到底能否被强奸?是个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现行刑法并没有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制,所以,司法机关运用法律解释、或者其他变通等方式对加害人进行刑事惩罚时,就有类推定罪的嫌疑。从法哲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实质上是生活事实的现实世界与法律的规范世界产生了某种不协调。但从立法史的角度追问立法者的原意时,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表面上的法律漏洞实则可能是立法者的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