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审判委员会特别列席制度和合议庭评议全程录音制度,对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和公正性造成消极影响。诉讼评议的本质要求应该是,为参与诉讼评议的法官营造一种宽松自由、保证独立发表意见的氛围或环境,包括评议场合的秘密而免受外力干扰和评议意见的豁免而免于责任追究两个方面。

简介：目前,各地检察机关正积极开展民事和解工作,检察官在其中发挥了疏导情绪、信息沟通、辅助选择的重要作用,推进了社会纠纷化解。从民事诉讼目的、调解原则、检察监督原则以及检察机关是否存在角色冲突等角度来分析,检察机关主持民事和解具有合法性。限于目前条件,检察机关主持和解应侧重于影响巨大的案件、当事人间有特殊关系的案件,应坚持自愿、合法、中立、诚信的基本原则,构建保障当事人基本权利的和解程序。

简介：<正>1982年宪法制定和实施以来,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部宪法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科学地、全面地总结了我国人民长期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体现了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十年来,宪法的贯彻实施,在国家生活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简介：2018年5月11日，由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杜宴林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研究：以公正司法为中心的考察”开题论证会在吉林大学召开。

简介：中国租界法制与中国租界一样,在中国大地上生存了百年时间。在这百年里,它发生过变迁,经历过三个阶段,即产生和初具规模、拓展和成熟、衰落和终结等阶段。引起中国租界法制变迁的主要原因,即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收回租界与废除租界法制的努力、满足租界自身发展的需求等。为了全面认识中国租界法制的变迁,还需关注与其相关的其它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租界法制变迁对中国近代法制统一性的破坏、与中国国家主权的关联、对中国其它租界和华界法制的影响等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才能对中国租界法制的变迁有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

简介：在清代社会,＂坟禁＂是一种重要的民间习俗。清代法律对于官山上的＂坟禁＂大小作了强制性规定,但是私人之间则可以通过契约对＂坟禁＂的大小进行自由设定,法律并不作太多干预。由于＂禁步＂不仅关涉土地权利,而且还同风水观念、孝义伦理相关联,由＂坟禁＂而引发的＂田土＂争讼就比较常见。官府在审断官山上因＂坟禁＂而引发的讼案时会参照《大清律例》的相关规定,同时也会尊重私人之间的＂田土＂契约,如果＂坟禁＂既非官山,又没有＂田土＂契约进行设定时,官府则会认同当地的民间习俗。由此可见,清代官府对于＂坟禁＂问题的处理原则同现行的《物权法》具有惊人的相通性。

简介：强制执行依生效判决进行，但判决是否有执行力，对谁有执行力，于何种范围内有执行力，颇有争议。大陆法系素有许可执行之诉。我国缺乏这一制度，实务采取执行裁定的方法，存在严重的“非讼化”弊端。本文试图对构建我国的许可执行之诉作些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简介：为遏制刑讯逼供,我国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适用的前提,是对＂刑讯逼供＂一词作出准确而允当的解释。＂刑讯逼供＂本系我国立法上之用语,国际上更为通用的是＂酷刑＂一语,而目前,对＂酷刑＂最权威的定义,来自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根据条约神圣的原则,依据《反酷刑公约》对酷刑的定义来解释刑讯逼供,基本是可行的。在司法适用上,解释和认定刑讯逼供,还应当注意根据具体个案进行具体判断。对于药物和催眠审讯,药物审讯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催眠审讯在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的前提下可用,但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营救式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也应当予以否定。

简介：商南县疾控中心位于县城长新路中段，占地面积2006平方米，属财政全额拨款正科级卫生事业单位。现设有10个科室．在岗职工33人。承担着全县24万人的各类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卫生监测检验、全民健康教育与促进等主要工作职责。

简介：对于福州市"禁售电动自行车"案的审理,应作三方面考量:合法性考量;政府管制政策作成过程的公众参与程序,并设计分散化利益主体权利救济机制;政府在电动车管制领域,应基于环保和安全两大政策目标综合采用自我规制、激励机制、标准、处罚等多种政策工具.从三层次案例分析可以透视行政法研究疆域的扩展:即在合法性考量外,应在"立法和行政"环节建构制度、设计管制政策.

简介：水权是权利人对水资源所享有的使用权的总称，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具有特别物权的性质，因而，水权就应当具有可转让性。这一理论观点已经成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水权制度的基本内容。我国水权制度的健全也应借鉴外国的成功立法经验，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简介：刑法第133条第二段和第三段规定的两处“逃逸”。在罪刑理论上意义不同。各处“逃逸”的法律属性及功能应根据交通肇事基本罪的成立与否来决定。当基本罪成立时。第二段的“逃逸”属于加重处罚情节，第三段的“逃逸致人死亡”是基本罪的结果加重犯。其中。在基本罪无死亡结果情形下的“逃逸”又导致死亡结果时。为基本罪的（行为结果的）复合加重犯。当基本罪不成立时。第二段的“逃逸”是以交通肇事行为为基础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具有被独立评价的地位；第三段的“逃逸致人死亡”是以第二段“逃逸”为原因力的结果加重犯。现行的立法规定是以“逃逸”为重叠要素的两个加重结构的简化形式。

简介：犯罪竞合处于定罪与量刑的交叉与冲突点上。德国犯罪竞合理论一方面严格遵循行为数即罪数的定罪规则，另一方面又必须贯彻禁止重复评价与全面评价的量刑原则。不真正法条竞合名为法条竞合，却行想象竞合之实，是罪数规则与量刑原则冲突妥协的产物。这导致了德国法条竞合理论内部的体系混乱，以及其与想象竞合之间界限的模糊。在继受德国犯罪竞合理论的过程中，在解决我国刑法所面临的特定竞合问题时，应当回归竞合的基本原则。只有从禁止重复评价与全面评价的量刑原则出发，才能正确理解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区分的必要性，才能正确处理罪量相关的中国式竞合问题。若两罪规定了不同性质与类型的定量要素，即便在定性要素上存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也应按照想象竞合的规则从一重处断。

简介：对指定辩护律师的作用，现行法的质量标准是“客观职守型援助”，而更高的要求是“合理有效性援助”。以D县为个案，通过与委托辩护律师的对比研究发现，指定辩护实践存在“作用阶梯”现象。从定量角度分析，指定辩护律师在庭审中表现明显不如委托辩护律师，后者相对积极；指定辩护律师在案件定性方面作用不大，较之委托辩护略有不如。而从司法人员的评价出发，指定辩护律师发挥的整体作用也不及委托辩护律师。究其原因，指定辩护律师介入诉讼时间过晚、刑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不充分、指定辩护质量监控机制偏于形式化是主要影响因素。进一步加强指定辩护律师的作用、提高其辩护效果，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些内、外因素的调整与变化。此外，确立适当的改革目标也是不可或缺。

简介：《刑法修正案（七）》通过增设＂第388条之一＂专门规定独立的法定刑,且不对原388条作任何修正,这种修正方式是对传统修正方式的突破,必然会导致立法和司法实务出现问题。采用在对《刑法》第388条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将相关修正内容并入该条文之中的方式似乎更为合理。对于《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规定的犯罪以＂影响力受贿罪＂这一罪名确立最为妥恰。尽管＂关系密切的人＂与＂特定关系人＂两概念之间在语义上似乎是一种包容关系,但实质上则是一种交叉关系。对＂关系密切的人＂之范围应明确加以界定,以谨慎划定受贿犯罪圈,并强调实际存在的影响力对构成受贿犯罪的重要作用。＂关系密切的人＂既可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也可能成为＂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如果行为人为＂近亲属＂以及＂关系密切的人＂以外的其他人,其相关行为也可能不构成犯罪。

简介：摘要：众所周知，商标是市场经营者用于区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记，但同时也是其商誉的载体或者无声的形象代言人，更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一种心理依赖。对于商标抢注，首先要对商标进行多视角矢量分析，揭示商标所具有的多维矢量向度；以此为基础，解析商标抢注之缘由在于商标的赢利能力与消费者的心理依赖性，提出评价其正当性应依据合法性与诚实性标准，进而分析其正当性否定因素主要是商标抢注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或者侵犯他人合法的在先权利；最后对“樊记”商标抢注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作出判断。

简介：2002年12月23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中国民法典草案（审议稿）”进行了“一审”（以下简称民法一审稿），意味着民法典制定正式提上立法日程。此后，促生了多部学者版“民法典建议稿”。

简介：我国审查逮捕程序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错捕和不当逮捕比例过高，这主要是由于侦查机关没有对逮捕的全部条件承担证明责任和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客体化造成的。调整批捕权的职权配置，将其交给法院行使，并不能达成以审查逮捕的正当程序控制逮捕的目标。我们应当以树立检察官在审查逮捕程序中的裁判者角色为核心，维系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构造，强化对逮捕全部条件的审查，改进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工作机制，创造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审查逮捕程序中发挥作用的条件，推行不捕理由双重说明机制，进而强化侦查机关对逮捕条件的证明责任，以实现审查逮捕程序的正当化，达到防止错捕、减少不当逮捕，并为公诉程序、审判程序纵深改革创造条件的目的。

简介：本文选择中国近代有关住宅不可侵犯权的宪法和刑法变迁作为考察对象,希望通过对近代以来住宅不可侵犯权理念和实践的重述,澄清有关问题,以此更加准确地认识近代法制史。

简介：本文从“官有公法，下凭私契为据”与“民有私约如律令”这些合同习语出发，广泛收集相关历史资料和学术研究资料，系统考察了“官有公法，下凭私契为据”与“民有私约如律令”的语词渊源和作为其主要载体的中国古代“地券”的概念、法律属性及其与土地买卖契约的关系。笔者发现：在中国古代，民间私契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等同于官府律令的效力之理念由来已久；民间长期存在着与官府律令相对应的，以意思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事习惯法；中国古代民法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有其独到之处，即通过对公权力的界定来给出私权活动的范围，以正律仅仅作为一种民事活动底线的最基本的要求，而在实定性的私法体系外设想和构筑民事法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