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生物敏感性分布法（SpeciesSensitivityDistributions,SSD）是一种基于单物种测试和概率统计学的、较高级的外推风险评估方法。该方法在国内外均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污染物风险评价中。本文选取了采用logistic和normal这2种SSD分布模型,分析了国内外毒死蜱对3组水生生物组合的毒性数据;并且获得各自SSD的HCx值。3组毒性数据分别为：浙江稻田水生生物组,长三角地区水生生物组和美国水生生物组。浙江稻田水生物SSD分布的HC5为：0.32μg·L^-1（logistic模型）和0.35μg·L^-1（normal模型）;HC10为1.50μg·L^-1（logistic模型）和1.26μg·L^-1（normal模型）;HC20为8.13μg·L^-1（logistic模型）和5.96μg·L^-1（normal模型）;HC50为145.44μg·L^-1（logistic模型）和115.74μg·L^-1（normal模型）。据此判断水稻种植季节,稻田水域毒死蜱对食蚊鱼、鳑鲏、泽蛙蝌蚪、轮虫、常见腹足类和双壳类软体动物以及绝大多数藻类等的风险较小。利用冗余分析研究了生物物种数量、物种组成结构和拟合模型对HCx影响。结果表明：物种组成结构对HCx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毒死蜱较为敏感物种数量与HCx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对毒死蜱不敏感的物种则与HCx呈现正相关性。

简介：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中的许多物种对人体具有危害性,同时,VOCs对大气环境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部分区域大气VOCs污染已经十分严重,控制大气VOCs污染对于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保护人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上许多国家或国际组织制定了大气VOCs环境基准或者发布了大气VOCs环境基准指导值,这对于加强VOCs污染控制及环境管理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我国尚未制定大气VOCs环境基准,亟待开展系统的研究工作.在综述国际大气VOCs环境基准研究进展,介绍当前我国大气VOCs环境基准研究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大气VOCs环境基准的研究需求,并对今后的系统研究提出了建议.

简介：

简介：1.论文插图用于描绘难以用文字或表格表达的内容.因此,应突出图的直观性和自明性,即不阅读正文,仅借助图例和图注就可以获得必要的信息.

简介：1．论文插图用于描绘难以用文字或表格表达的内容．因此，应突出图的直观性和自明性，即不阅读正文，仅借助图例和图注就可以获得必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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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敦煌地区严重的生态环境退化问题,其根源在于对其产生的原因及其演变过程没有科学、统一的认识.尽管近年来政府及有关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采取了一些措施,做了一些研究,但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有人提出将之与古楼兰衰退相提并论.该文认为,敦煌地区生态退化及其演变,无论是地下水位的下降、绿洲与湿地的萎缩等,都是地质科学领域的问题,需要运用地质学思维分析探讨.研究改善敦煌的生态环境退化和治理措施,必须从环境地质、生态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解决.图1,参13.

简介：生态技术的基本公式是“(天然)自然→(人—技术—社会)→(人性)自然”.生态技术是对与自然相统一的人的主体地位的呈现.生态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知识结构生态化、意识观念生态化、消除自我异化后的展开.生态技术使人的本质在劳动、需要、社会关系三个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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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化学品生态风险评价和水质基准研究需要大量生态毒理数据,由于目前关于化学品毒性效应的研究较多,不同文献对同一测试终点的报道常常存在一定的差异,数据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最终评价结果。为了降低专业人员在数据筛选过程中的主观影响,有必要制定一套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数据筛查与评价准则。本文整理比较了美国、荷兰、德国和澳大利亚等4个国家的5个毒理数据筛查与评价方法,并以荷兰的CRED方法为主,结合另外4个筛选方法以及现有的水质基准推导指南和生态风险评价技术导则,从可靠性、相关性、精确性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数据质量评价标准与使用规范。其中数据质量评价包括五个方面：（1）实验设计,包括测试标准、操作规程、数据有效性、对照组设置;（2）实验试剂的纯度及其杂质的物理化学性质;（3）受试生物的基本信息和来源;（4）暴露条件,包括试验系统、暴露浓度设置及变化、暴露时间、生物负荷;（5）数据分析,包括平行样、统计分析方法、浓度-效应关系、原始数据;数据使用规范主要考虑受试生物、测试终点和暴露场景与评价目标的相关性,以及生态风险评价和水质基准推导对数据精确性的要求。这些均可为我国从事生态风险评价和水质基准研究的工作人员提供有益借鉴,使数据筛选过程更加客观、统一,同时还可以作为毒理实验论文撰写依据,提高数据报道质量。

简介：

简介：发展生态建筑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同时也是顺应建筑全球化潮流,提升人居环境健康性和舒适性的迫切需要.必须不断转变建筑在设计和建设方面的思维方式,才能逐步缓解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的现状.该文对生态建筑定义以及设计原则两方面进行研究,通过对台湾水滴塔和新加坡展览塔楼这两座典型生态建筑案例进行了分析,再从生态建筑材料和生态建筑节能技术两方面予以阐述,得出生态建筑作为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通过实践去探索.

简介：2014年3月25日，“长江第一湾高山原始森林保护项目”第二次项目竞争会上，兰丽华人生第一次站在了演讲台上。台下坐着5个评委，利苴村、桃花村、兰香村3个村委会各派出一名代表，乡政府派了一位副乡长，另外一个是“长江第一湾高山原始森林保护项目”负责人邓仪。台上，作为村民代表的兰丽华做着10分钟的项目陈述，然后10分钟接受评委质询和村民的提问。用他的话说“一点也不怯场，且富有激情。”今年37岁的兰丽华是丽江市玉龙县石头白族乡利苴村合作社理事长，他所在村民小组申请的两个项目是：利苴合作社股份制仿野生种植红杆天麻项目和利苴合作社股份制养殖野蜂项目。

简介：

简介：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办的《生态毒理学报》(AsianJournalofEcotoxicology)伴随着2006年春天的脚步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目前,有关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及其理论基础的研究已成为国际上环境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生态毒理学是环境风险研究的基础学科,也是一门由多学科相互交叉而产生的新兴学科。该学科的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环境风险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及其在环境管理决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性。

简介：滴滴涕和苯并芘这两种典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环境中已广泛分布,因此,本研究利用单细胞真核模式生物-草履虫来研究其急性毒性效应,结果发现其毒性效应存在显著的剂量效应关系。DDT和BaP的半数致死浓度分别为126.012mg.L-1和180.167mg.L-1,且这两种污染物的浓度和概率间存在很好的线性关系。不同浓度的DDT和BaP对草履虫进行毒性作用时,草履虫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比较而言,DDT的毒性作用更大。由于草履虫对这两种毒性物质作用的敏感性,因此,草履虫可作为一种敏感指示生物来评估POPs的长期危害。本研究为水污染的减排和生境的保护提供了一种新途径。最后,就这两种典型POPs对草履虫的毒性机理进行了讨论。

简介：采用＂空间序列代替时间序列＂的方法,将植被恢复阶段划分为演替前期、演替中期和演替后期,并测定每一演替阶段中0~10,10~20,20~30,30~40cm土层的土壤有机碳与全氮.结果表明：1）随着演替进行,各土层的土壤有机碳与全氮均显著增加（P〈0.05）,具体表现为后期（土壤有机碳,全氮）〉中期（土壤有机碳,全氮）〉前期（土壤有机碳,全氮）;2）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土壤有机碳与全氮均显著减小（P〈0.05）,具体表现为0~10cm土层（土壤有机碳,全氮）〉10~20cm土层（土壤有机碳,全氮）〉20~30cm土层（土壤有机碳,全氮）〉30~40cm土层（土壤有机碳,全氮）.

简介：为了研究土壤和沉积物中凝聚型有机碳（碳黑、干酪根）的含量及其对多环芳烃（PAHs）分布和提取的影响，分别用三氟醋酸（TFA）和在375℃下通氧燃烧的方法从珠江三角洲2个污染土壤和5个河口沉积物样品中提取酸非水解有机碳（NHC）和碳黑（BC）；用索氏抽提法和不同溶剂的加速溶剂萃取法（包括连续加速萃取法ASESum和标准溶剂萃取法ASESTD）抽提土壤和沉积物中的多环芳烃，并在不同温度梯度（25℃到150℃）下用水为溶剂加速溶剂萃取其水溶态．结果表明，1）NHC是珠江三角洲土壤和沉积物中总有机碳的重要组成部分。NHC碳明显高于BC碳。NHC和BC分别占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碳的25．6％～73．8％和4．64％～17．3％．2）3种有机溶剂（丙酮、甲苯1、甲苯2）连续抽提的PAHs含量是索氏抽提的2．11倍；5种ASE方法（丙酮、甲苯1、甲苯2、ASESum、ASESTD）提取的PAHs含量与NHC含量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而且比PAHs含量与BC或无定型有机碳（AOC）含量的相关性更明显．3）在不同温度梯度下水溶态PAHs浓度符合Van’tHoff方程．研究说明除了BC外，非水解有机碳对土壤和沉积物中PAHs的分布和提取具有重要影响．

简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国家发展的重大规划,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和精神,有必要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深入理解和科学把握.生态文明内含了对人自身的素质的要求,人的全面发展是生态文明的题中之义和重要维度.全社会必须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正确解读和把握生态文明之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核心之维,在一切工作中始终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参7.

简介：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作为生态弱势群体的农民的生态理性逐渐苏醒．但是，农民生态理性仍处于萌芽阶段，表现出差异性和有限性等弱点．从利益角度看，生态利益属于农民的根本利益，影响农民生态理性的因素主要是政策引导、农民素质以及环境问题自身．提升农民生态素质使之走向生态自觉，关键是环境教育体制的变革．表1，参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