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知偏差是产生群体性事件的内在根源，由认知引发的情绪是群体性事件的动机因素，群体的相互作用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行为推力，群体性事件中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各持不同的目的和心态，需因人施策。

简介：从华为“辞职门”事件看到了用人单位对《劳动合同法》关于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抵制。究其原因，是我国立法的一种定位错误，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设计成了一种“铁饭碗”似的福利，并将这种福利强加给用人单位，用人单位自然不愿接受。国外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能成为劳动用工的主要形式，是因为其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一种当事人双方都可随时解除合同，而不是终身都不能解除的“铁饭碗”。我国要想推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就要转变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理念，给用人单位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下适当的出口。

简介：对已提起诉讼的群体纠纷，群体诉讼相对于其他解纷方式具有优越性，是诉讼得以成立和推进的前提条件。不久前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为研究群体诉讼优越性衡量原则提供了极佳范本。对群体诉讼的优越性，应依据诉讼经济、程序保障、替代方法优先及程序可管理等原则做出判断。“三鹿奶粉”索赔程序的选择适用也应以这些原则为依据。于我国代表人诉讼中增设优越性衡量原则，可增强程序可操作性，抑制程序滥用，并能促进行业规范经营。

简介："青年医生"智障少女被切子宫2005年4月16日前后,国内一些知名论坛纷纷转载着一则惊人消息:一名自称是南通城东医院"青年医生"的人在网上发帖称,南通儿童福利院将两名弱智少女送进市内城东医院切除其子宫.

简介：事件回放：来自华为员工的消息显示．华为鼓励员工辞职的方案2007年9月已获通过，从10月开始至11月底，华为公司分批次与老员工私下沟通取得共识，对7000多名工作超过8年的老员工，逐步完成“先辞职再竞岗”工作。

简介：运用法律手段化解金融风险，是政府依法行政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保障金融安全的可行对策。本文从我国加入WTO后，化解金融风险法律手段欠缺的现状出发，分析国外几种可供借鉴的法律制度，以探讨其对我国创设和完善相关法制的参考价值。

简介：金融法治服务的关键，在于帮助“金融人”防范金融欺诈风险。而防范金融欺诈风险的关键，又在于揭露经典金融骗术。经典金融骗术一般有“十二头”：金融来头诈骗、金融空头诈骗、金融改头诈骗、金融盼头诈骗、金融彩头诈骗、金融甜头诈骗、金融噱头诈骗、金融指头诈骗、金融撞头诈骗、金融搭头诈骗、金融磕头诈骗、金融床头诈骗等。经典金融诈骗之风险防范，可以围绕“六不”进行：不贪；不信；不傻；不独；不急；不弃。

简介：食品安全问题成为风险社会的重要表征是一种误读。风险社会的语境实质更适合在粮食安全的领域中展开。相对的以风险社会为基础的风险刑法并不适格应对食品安全犯罪。食品安全领域中的规范伴随着人类存在的历程已经提炼得十分完整，即避免食源性疾病。故“非必须”规则所认定的刑事违法性成为已足，比风险刑法的违法性认定更为合法、有效。

简介：<正>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商业风险亏损之事在所难免。合资双方也会发生纠纷,且投资者来自国外,世界激烈竞争中常有不测以致破产。因此,合营企业投资一方转让其股权导致一方主体变更的事便不可避免。如何处理股权转让的法律问题,对于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使企业避免风险,摆脱困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股权的概念股权是指投资者(即股东)在中外合营企业中因所投资而对该企业享有的财产所有和

简介：金融科技的勃兴,伴随一系列的金融科技风险,应对其加强规制。行政许可是政府规制中常用的规制工具,行政许可功能优势、劣势并存,但相较于其他规制工具,有其应用优先性。金融科技风险对行政许可规制的应用造成了诸多现实挑战,主要体现在规制目标、规制理念不清晰、规制者知识基础匮乏、行政许可规制机制应用不足等方面。对于金融科技风险的规制,应明确金融安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规制目标,明确防范风险、鼓励创新的规制理念;应强调规制者在风险识别和风险应对方面的规制知识学习和规制技术应用;应注重在市场准入、行为监管及许可执行、信息收集方面建构良好、有效的行政许可规制机制。

简介：委托代理购房（也叫隐名购房或借名购房），是指房屋的实际出资人（或实际购房人，下同）借用受托购房人（或房屋登记人，下同）名义购房，并以受托购房人名义登记房屋所有权的行为。当然，委托购房并非仅限于限购令下的委托购房形式，还有如实际购房人因不具备城市户口的在岗职工身份，不能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又贪图便宜欲享受优惠而委托他人购房；再如因不具备购买经济适用房条件而委托具备购买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的人购买经济适用房等等形式，但本文仅对限购令下委托购房的法律风险作些探讨。

简介：风险社会中环境法制以应对环境风险为预期。环境风险的不确定和高科技背景，使得对其规制的重点不在于修改追求稳定性的立法，而在于能够“就事论事”的环境行政执法，规制环境风险是环境行政的逻辑起点。当前的环境行政缺乏整体视野与思路，在规制理念、规制制度、规制机构和规制过程这四个方面存在着断裂。断裂的弊端可以通过统合环境风险行政规制工具的方式寻求解决，统合的可能进路有确定环境行政规制中的价值排序与优先顺位、充分的环境风险信息交流以及规制中市场手段的适用等。

简介：《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是WTO成员方实施卫生措施时应遵守的基本规范。一方面，SPS协议对其适用的特定风险进行了界定，另一方面。SPS协议借鉴了风险分析理论中的风险评估规则，经过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解释。该规则成为SPS协议下的核心要求。争端解决实践极大地丰富了该规则的内涵，但也限制了WTO成员方的主权空间。尤其是以科学为唯一维度的衡量标准，将涉及价值判断的风险管理与风险评估加以区分的做法体现了该规则的超歧视性特征。

简介：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司法警察是我国独立的警种之一，具有合法的执法地位。但国内对司法警察的理论研究薄弱，立法相对滞后，尤其是对司法警察在突发事件处置中拥有何种职权，该如何行使职权等缺乏研究，立法上也仅能从零星的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内部规定中找到部分依据，未能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从实然的角度对有关司法警察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进行梳理，从注释法学的视角，概括提炼司法警察在突发事件处置中的职权内涵，并就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司法警察在突发事件处置中的职权行使的立法完善建议。

简介：在伦理意义上，合理性推定是以相对人诉求合理性假设为逻辑起点的执法思维，是无罪推定原则在行政执法领域中的适用；在逻辑意义上，它以Y理论即性善论为理论暗设；在法理意义上，它以公民不服从为正当性基础；在实践层面上，则以合理性期待为适用原则。在当今中国，基于诉求膨胀与诉求表达机制狭窄之矛盾，类似乌坎事件的群体性事件在所难免，在相关制度尚未完善之前，优化行政执法方式，以“合理性推定论”取代“无理取闹论”，是一条成本更低、效果更优的路径选择。

简介：政府在药品监管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在我国的药品监管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监管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回旋之门”。在未来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信息通报制度，药品标签和说明书制度，构建以许可过程为核心的全过程监管制度。在药品不良反应事件中，企业应担负首要的而且是终极性的责任，药品监管机构应承担第二位的监督性的补充责任。并应通过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基金的方式，将不良反应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分数化

简介：风险刑法是从风险社会中引申出来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刑法话语体系，近年来活跃在我国刑法学界。对比风险社会的风险与风险刑法的风险，即可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险。风险社会的风险是后工业社会的技术风险，这种风险具有不可预知性与不可控制性，根本不可能进入刑法调整的范围。风险刑法理论将风险予以泛化，并且主要是以工业社会的事故型风险为原型展开其论述与论证，但这与风险社会的风险并无关联。风险刑法理论在刑法应对风险的讨论中，以过失犯、行为犯与不作为犯等互法方式为例证进行说明，以此作为风险刑法理论的主要内容。但风险刑法理论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且充分的论证，而是建互在主观臆想的基础之上。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风险刑法理论与其赫以凭籍的作为理论根据的风险社会理论之间难以无缝对接，使风险刑法理论根基不稳。风险刑法理论在对刑法例证的论证中，过于大而化之而没有细致推敲，结果导致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所有这些，都使得风险刑法理论只能获得一时之观点喧嚣，而难以取得长久之学术积淀。

简介：资产质量低差，不良贷款额高居不下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通病。也是中国加入WTO，金融业与国际接轨所亟待解决的问题。信贷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银行管理的方方面面，但笔者认为加强制度建设将是控制信贷风险的关键所在。与金融风险的分类一样，信贷风险同样可以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指外部的不确定性因素，非系统性风险是指内部(即信贷机构、企业)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从制度安排的整体性考虑，信贷风险控制中的制度建设应分为外部制度建设和内部制度建设，以此防范和控制系统性信贷风险和非系统性信贷风险。

简介：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已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产业政策甚至干立国之本，更有不少发达国家已经确立并正在积极推行知识产权立国战略。由于在知识产权领域外国跨国公司已实现捷足先登，在中国基本完成了专利布局。因此，我国广大企业在“与狼共舞”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不用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就很容易遭受跨国公司的专利伏击，掉入其早就布置好的“知识产权陷阱”。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从现实性上来说，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领域至少应当高度注意防范商标抢注、商标替换、专利转让、知识产权诉讼以及低技术等以下几大方面可能遭遇的知识产权风险。

简介：目前影子银行的国际和国内监管框架主要针对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两大问题。对影子银行进行监管，其本意在于防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演。但是，影子银行监管框架忽视了当时美国金融业中普遍存在的第三类风险：当（广义的）银行预期能够将贷款债权通过证券化和影子银行方式转让时，银行从业者普遍放松了对贷款人资质的审核，进而导致贷款质量下降，引发了其后的普遍违约。按照经济学标准定义，这类风险是典型的可以引起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考察危机前的历史可见，构成道德风险的三个要素包括影子银行体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对房地产价格走势的盲目乐观情绪，以及宽松货币政策引发的流动性过剩。道德风险是十年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也是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