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劳教经2013年初停用至年末废止,劳教适用的三类对象（行为）即刑法禁止行为不够刑事处罚的、卖淫嫖娼的和吸毒成瘾的,已被分流到刑法、治安处罚法和＂禁毒法＂（强制隔离戒毒）。至此劳教废止后的法律空白已被有效弥合。后劳教时代,以＂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等替代劳教再次形成三元结构不可取,以保安处分取代劳教没有必要且引入人身危险性概念存在侵犯人权风险,应当坚持刑法·治安处罚法的二元结构,适时分离天然犯与秩序犯优化二元结构。

简介：规制法的理论研究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设计一个好的规制体制,而不是像政府当下的习惯性做法那样,遇到规制领域的社会问题就采用简单粗暴的'命令-控制'手段加以应对;二是如何将设计精良的规制体制转化为成文法上的具体制度和规则,这正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立法技术和立法结构问

简介：股份合作组织作为新兴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的产物,目前法律规定较为欠缺,内部治理结构更是立法制度设计必不可少的环节,因而有必要在立法上对股份合作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进行立法探索。山东省莱芜市程故事社区是股份合作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实践的一个典型例子。我国在股份合作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立法中应该注意区分集体资产改革主体的性质,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等问题。

简介：司法文书由句类、句型、句式单一的事实句子，节奏鲜明的理由句子，决断明确的结论句子组成三元结论。

简介：2001年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破产,众多学者将其归咎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及监管不健全.为此美国出台萨班奥克斯利法案提升公司治理结构、加大监管力度,至今已显初效.而我国近年来公司证券违法行为不断上升,诸多公司有步安然后尘可能.故此借中美公司证券违法处罚为索引,以理性选择理论和结构理论为指导、法律经济分析为方法,对比分析两国证券违法的相关因素、探索两国公司法的监督设置以及实践效率,以期为改善我国公司治理水平提供参考借鉴.

简介：介词结构是公文写作中使用频率较高、运用范围较广的语法现象。介词结构的使用范围、连用表达的组合特点、专用介词与固定句式的运用以及语法规范，都比较特殊。

简介：人类正在经历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无疑已引发了全球性的重大社会结构变化。对此,法学界也开始密切关注传统的法制模式会相应受到怎样的冲击和发生怎样的变化。当今世界中,互联网企业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针对＂法的滞后性＂,在平台治理等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超常规且处于不断演化过程之中的＂企业的制度自我生产机制＂。这种法的生产机制的变革,正在使得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企业、公与私等两元界限变得不断地模糊化。与此相关的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还引发了是否存在着数据垄断、财产权形态变化、差异化以及正义如何实现等新问题。《交大法学》编辑部于2018年1月18日特邀请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俞思瑛女士与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季卫东等四位教授就上述问题,从法律实务和法学理论双向角度进行了深度对话。

简介：

简介：19世纪初，英国为了解决土地法与市场效率之间的矛盾，决定进行土地登记改革。土地登记改革经历了从契据登记到地产权登记的转变。但是地产权登记运行在英国当时地产权结构的基础上，根本达不到简化交易、提高效率的目的。于是，土地登记改革引发了更深层次的财产法变革。通过对英国此次改革的研究，我们可以窥见土地登记形式与地产权结构演进的深层联系。

简介：对刑罚变更执行监督的“参与型”同步监督改革仍然属于游离于诉讼程序结构之外的“局外”性质的“旁观者式”监督，可以借鉴“公诉模式”的诉讼三角形结构原理，在刑罚变更执行的相关程序结构中嵌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赋予检察机关对刑罚变更执行建议的审查批准权和对法院裁决过程的同步监督权，形成‘‘双三角形”结构的“嵌入型”同步监督模式。

简介：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定,作为最广义的结果加重犯,我国刑法理论长期以来将其作为实质的一罪,移植于大陆法系的结果加重犯实际上已经在我国得到了最大范围的扩大适用。考察大陆法系中出现的结果加重犯,会发现我国的结果加重犯很大程度上是国民集体报复心理的体现,当然除了立法理念外,立法技术的落后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坚持结果加重犯'故意+过失'的唯一结构类型,并重新定位我国的结果加重犯,不仅能起到限缩结果加重犯的作用,对于理解和规范我国的罪数论体系、统一司法认识也是有益的。

简介：环境危险防御义务是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主要类型之一，其要求国家公权力采取措施对环境危险因素加以干预和排除。为实现国家环境危险防御义务，在管制行政相对人行为的“外部效力”面向上，应强化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约束；在约束国家行为的“内部效力”面向上，司法权应对行政权保持必要之谦抑。排除环境危险、维护环境权益是当前中国环境法治的重要任务，需要根据“外部效力／内部效力”的二元制度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通过国家公权力的合理配置实现国家环境危险防御义务。

简介：我国司法鉴定管理的法律文本颁布实施后，因其条文粗疏、功能缺损，导致与法律文本相关的续造性解释丛生，并出现了执行中的紧张局面，立法机关欲借助于答复竭力维护其文本的效力与权威，但这些答复与解释对法律文本的变奏严重影响了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形成。重整法律文本的基本立场，制定司法鉴定法，已成为深化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基本力量。

简介：犯罪事件是由若干要素及环节连接而成的结构体。基本结构需先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分别考察，然后再将两个维度讨论结果融为一体，结构式为“犯罪人-犯罪心理-犯罪行为（借助工具，方式、过程）-犯罪对象-犯罪结果-犯罪现场”；要素经由各自所在环节取得联系，获取犯罪要素，需就基本结构环节中成分分解去重，犯罪事件由“时、空、人、心理、行为、物”六个要素组成。侦查分析它们，能为案件性质推断奠定基础、为侦查途径选择提供依据、为证据体系构建准备框架等。

简介：遗稿犹在,斯人永诀。《交大法学》编辑委员会以万分感慨的心情把日本民法界泰斗、享有国际盛誉的比较法学家北川善太郎教授(1932.4.5—2013.1.25)在去世前半年里留下的最后一篇论文奉献给读者,以寄托哀思。记得本刊筹办之际,我于2010年1月15日发函向北川教授约稿。基于我们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交情,他立即应承了。半年后他如约寄来为本刊特意撰写的力作"市场经济社会中民法典与商业交易服务法系统设计",并谦逊地说要感谢凯原法学院给他提供了一个整理思路和集大成的契机。的确,正是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拓展了自己原有的学说架构,并随之发表了若干篇日语和英语的论述。两年后,北川教授又应邀把续篇投给本刊,这就是刊登在此的"商业交易服务法的结构及其基本设计"。我在2012年5月18日收到北川教授的电子邮件和添附原稿。他告诉我,在《交大法学》创刊号里发表的那篇只是基本构想,而新寄来的稿件则是一个创新结构的具体展开,相当于商业交易服务法律系统设计的总论。他还说自己1960年提交的博士论文的标题是《契约责任的研究》,属于结构论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这篇稿件理解为原有思路的进一步延伸,都是对法律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完全没有想到,只过了半年他就因病逝世,这篇稿件竟成为巨匠的临终绝响。以商业交易服务法这个概念来打通私法与公法的疆域,爬梳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是非常富有创意的理论建构,属于民商法研究的前沿课题。我坚信,北川善太郎教授的思考和论述一定会启迪中国的很多读者,其中必然会有人去完成这项未尽的事业,并为二十一世纪的法律系统提供崭新的设计蓝图。

简介：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最混乱不堪的程序环节奠过于立案程序。深孚众望的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下简称新法)增改的三个重要条款——先行调解(第122条)、法定起诉权的司法保障(第123条)、案件分流机制(第133条),其初衷是在实现政治和谐、保障当事人诉权、加速司法效率三大宗旨之间谋求平衡~①,但这一宏大抱负却囿于旧的规范框架和程序结构之内而无法施展,加之立法技术在政

简介：刑事政策的横向结构是指刑事政策体系内各分系统之间的关系。刑事政策的分系统是指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刑事惩罚政策是指国家机关运用刑事法律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一切手段、方法和措施,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中的策略、方针和原则,是刑事立法的灵魂。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刑事执行政策是指导刑事执行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当代刑事惩罚政策已经出现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和轻刑化、非监禁化和行刑社会化以及两极化的发展趋势。社会预防政策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对犯罪的控制和预防产生影响的具体措施、策略和方法。社会预防政策可以分为宏观预防政策与微观预防政策。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预防政策也应进行合理的调整。

简介：目次一、序言二、BusinessLaw和商业交易服务法三、民法典的系统设计和商业交易服务法四、商业交易服务法的系统设计（以上上期已刊载）五、

简介：六、商业交易服务法的结构和实定法的系统（一）复杂且庞大的商业交易服务法信息上文阐述了商业交易服务法的结构，下面的问题是，从领域和要素对商业交易服务法系统化时，如何应对和处理庞大的实定法的法信息量。这里所说的法信息量不是指法律的数量或各个法律的条文数，而是“法形式”的数量。

简介：由“双重空间分割”形成的土地所有权以及与其相对立的公益之间关系建立的框架，形成了都市空间的古典型法律结构，但其本身难以回避或者会重新出现再生公地悲剧。日本1968年的城市规划法建立了“最小限度规制”原则，随着“城市型社会”和“缩小城市”的浮现，“协议模式”作为“权利模式”的补充制度，建立利害关系人之间交涉与调整的制度框架，显得越发重要。自2004年行政事件诉讼法修改以来，针对城市规划的争讼可能性正不断扩大。未来的司法判断，应更为注重程序化的作用，努力“促进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协议”，并利用司法的事后性影响政策决定，再对城市规划进行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