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前,我国医疗保障机制越来越完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渐深入,卫生资源的配置和医疗服务体系不断改进,在新形势下如何提升竞争优势,吸引更多病人前来就诊,是医院预防门诊需要重视的任务。本文探讨了在医院门诊量预测中,不同平均发展速度统计方法的对比,并对其应用进行了分析,希望起到相应的参考价值。
简介:企业高管的母国制度感知和经历如何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现有文献对此缺乏充分认识。在对高管制度能力进行界定和量表开发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制度基础观、动态管理者能力理论和战略导向观等理论视角,以我国349家国际新创企业为样本数据,本文研究了高管的母国制度感知和经历影响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显示:①高管的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有利于提高其制度能力,而制度能力有助于新创企业加快初始进入速度、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②制度能力在母国制度多样性经历与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国际化导向越强,制度能力对新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正向影响越大。
简介:自1996年4月1日我局等五部门联合颁布《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暂行规定》(环控[1996]204号)以来,对加强废物进口管理,防止境外废物非法入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非法进口废物以及由此导致的污染事件仍时有发生:倒卖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废物(以下简称“进口废物”)及进口废物批准证书的现象比较严重:部分地方环保部门在进口废物的审查中违反规定、把关不严的情况仍然存在:
简介:随着开放环境下我国服务贸易增长和结构变化,细分服务进口知识外溢效应并据此而有差别地推动本土服务部门效率水平提升,既利于我国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也有利于增进居民服务消费的福利。在充分考虑服务分行业研发知识源异质性前提下,用面板数据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存在较显著的知识外溢,对本土服务部门效率水平提升具有推动作用。在更高协同性要求下,服务产业间进口的知识外溢比服务产业内进口表现出更显著的效率水平提升作用。还需重点加强与欧美等发达市场更直接的联系,进而获得源于这些市场更高质量的服务贸易进口知识外溢及其对本土服务部门效率水平提升作用。
简介:本文尝试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CEPII-BACI数据库等产品层面的大型微观数据,基于进口商品种类增加的视角,测算中国进口贸易的福利效应。研究结果发现:进口商品种类多样化、进口地区结构多元化也是贸易利益的源泉;中间品、消费品、低技术商品、高技术商品的进口都有利于消费者福利水平的提升;如果考虑人民币汇率的实际变化,中国由于进口商品种类增加所获得的消费者福利会小幅上升;在不考虑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变化的情况下,基于HS-6商品层面数据,中国消费者每年可以从进口商品种类增长中获得相当于1998年GDP的0.40%的福利增加,基于HS-8商品层面数据,中国消费者每年可以从进口商品种类增长中获得相当于2000年GDP的0.42%的福利增加,即中国每年可以从进口商品种类增长中获得338亿—417亿元的福利增加。因此,今后在制定进口战略时,我国政府不仅要重视进口规模本身的变化、进口商品技术含量的变化,还要高度重视进口商品种类的多样化、进口地区结构的多元化。
简介:本文使用中国2000-2013年1130位地级市市长的信息,探讨了官员晋升速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影响官员晋升速度的因素。研究发现,官员晋升速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临界值为1/26(即工龄为26年时),且中部地区官员晋升速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强于东西部地区。对官员晋升速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官员个体特征和政治关系对晋升速度的影响显著为正。具体而言,官员参加工作时的年龄、学历、汉族身份等个体特征对晋升速度有显著影响,性别、专业背景的影响不显著;跨省交流和省级任职经历对官员晋升速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中央任职经历的影响却不显著。
简介:本文运用2006~201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化速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因素(政府参与、外资参与和企业所属关系)对二者关系的一次调节作用;还验证了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制度因素的二次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未考虑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时,政府参与和外资参与对二者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企业隶属关系不显著;考虑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时,一方面,它削弱了政府参与、企业隶属关系对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对外资参与和企业绩效关系的二次调节作用则不显著。根据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尽管与传统发达经济体企业的渐进式国际化模式不同,但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外资参与以及政府支持实现国际化,不断积累国际化经验,跨过"后来者劣势"门槛后,再以较快的速度进行国际化。
简介:经济增长速度是倍受人们关注的经济指标之一,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评价,常常集中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方面.当前,在对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的讨论中,多数学者似乎倾向于所谓已出现"拐点"或"转型".而本人以为,最迫切需要认定的一大课题是: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现今时点上的时代定位,即其根本性质、特点的基本认定.这是我们讨论发展态势以至速度等问题的基础.以本人的诚见,我以为,中国现正处在一个信息化同工业化叠加、重合发展的过渡阶段,即"信息工业化"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极其突出的特点,乃经济发展的全方位、多视角、多层面的转轨变型.因而,其发展速度问题,更加成为"聚焦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