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球化时代提出的国家安全新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台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五位一体,清晰地反映了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大思路。总体国家安全观既是一种全面系统、注重统筹的新型国家安全观,蕴含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价值理念、工作思路和机制路径,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型国家安全思想理论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国家安全理论的创新和升华,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总纲,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我国的传统国家安全和非传统国家安全均面临多种挑战,这需要我们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全面维护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简介:在当代农村社区治理中,以村庄集体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构筑了封闭的乡村社会结构,广大农民被内在地束缚在乡村大地上难以自由流出,离土无法真正离乡。同时,基于制度的限制,外来人员也无法真正流入并融入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质性变革,但是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制度却成为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阻滞。由此,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矛盾与冲突,造成了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走出社区治理的困境,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从集体产权制度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入手进行改革,破除封闭、排外的乡村社会结构。
简介:如何有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系统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不仅有助于从学理层面解决作为城乡融合发展实践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社区理论研究不足、功能定位不清等问题,也有助于反思性审视新型城镇化社区运行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性冲突。笔者基于豫北地区的实证调查,从"村庄大转型"的村庄内驱力、"人地挂钩"的政策外驱力以及"情感治理"的实践驱动力三个维度,阐述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社区建设动力体系及其运作机制,并系统考察其秩序整合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和实践困境,从而在学理层面反思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城镇发展战略的当代转向。
简介:"一带一路"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华侨华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最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实现"一带一路"背景下华侨华人与中国企业的良好合作是实现多方共赢的重要途径。论文通过Nvivo11质性研究软件对按照特定规则收集的新闻访谈进行分析,探讨了"一带一路"背景下华侨华人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合作动力、合作条件,并构建了合作机制理论模型,结果显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与华侨华人的协作沟通网络,是整个合作机制的中心内容。该协作网络是以华侨华人的条件与禀赋、中国企业的资源与优势为协作基础,以信息共享、专业服务、资本投资、文化交流为主要协作方式构成的整体。论文还提出了增强华侨华人与"走出去"中国企业间的战略互信、强化华侨华人与"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自身优势条件等五项实施建议。
简介:非居民企业股权间接转让存在许多隐形的税务问题,各国的税制差异为企业避税筹划留下很大空间。在近几年的稽查案例中,不仅关联交易存在较高的纳税风险,在非关联交易中,税务机关也开始注重审查交易实质,并调整相应的交易价格。信息不对称始终是征管过程中阻碍税务机关搜集信息、及时有效监测的最大障碍。实现信息同步与共享是打击国际避税、捍卫一国税基的当务之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与“金融账户信息主动交换共同申报标准”(CRS)的推进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指引。
简介:2019年1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促使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秉承“证券制度改革—发行行为合规—监管高效”的改革逻辑,我国各证券市场参与者在注册制试点中应重新审视与建构自身的监管职责:证券监管机构回归到“市场保护者”的角色;证券交易所依照市场发展规律实现行业自律与自我监管;股票发行人的市场义务显著增加;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实现职业化改革等。由此形成一种运行高效且分工明确的证券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并着力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职能主义与效率主义的互动”。
简介:农村社区建设离不开农村居民的参与。近年来,湖北省乡村常住人口与乡村总人口之间、农业从业人员与非农从业人员之间均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农村空心化问题凸显。农村空心化导致农村社区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缺失,其在个体层面表现为:空心化村社区建设人才匮乏,社区建设参与有限,留守居民建设作用有限;在组织层面表现为:空心化地区基层“两委”组织缺失严重,社会组织发育迟缓。农村空心化是城乡二元格局向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在空心化背景下,应基于“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良性互动的建设理念,围绕“三类”主体,重点培育“三类”组织,完善社区建设人才激励机制,重构社区建设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