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强制性侦查措施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违法适用或者不当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会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极大的损害。为了促进侦查机关正当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机关应强化对强制性侦查措施法律监督的职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权，但相关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

简介：证据法定形式，就是人们常说的证据种类，是指法律所规定的按照一定标准区分的表现证据内容的各种形式。它是证据内容的法定载体，是各种证据规则的规制对象，同时，它既是证据查证属实的工具，又是审查核实证据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草案的制作者没有充分认识到证据法定形式的功能，导致草案第47条关于证据法定形式的规定，不仅没有解决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证据法定形式上存在的问题，而且使本已杂乱的种类列举更加无序。正确把握不同证据法定形式的区分依据，合理列举证据法定形式，对于完善我国证据立法，促进诉讼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介：

简介：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将用近半年时间对全州各级各部门贯彻实施湘西州乡村公路条例、湘西州村级公路管理养护条例、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航道管理条例（简称“一法五条例”）的情况进行执法检查，主要对全州各级各部门贯彻执行“一法五条例”履职情况、农村公路和水路交通机构和队伍建设、

简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至今已实施一年之久,从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司法机关的生效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行政机关正职负责人极少出庭,即使出庭也限于部分类型案件,副职负责人出庭应诉已成常态,且副职负责人与委托代理人在诉讼中多为一人。此外,负责人出庭的法律效果以宣示性为主,法院对于负责人未出庭的事由缺乏审查权限,需要靠行政机关强制性规定为补充。随着实践深入,应逐渐改革行政机关诉讼代理人机制,发挥司法建议的作用,完善行政诉讼公开机制,并赋予行政相对人对于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请求权。

简介：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创设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刑罚的功能目的、契合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有着独特的价值功能.但缘于立法建构的粗陋及法律语言的模糊,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多方面的适用困惑.梳理“上海模式”、“彭州模式”和“乐陵模式”,司法实践中,适用该制度时应从封存范围、封存主体、作出封存的时间、封存的方式、查询的主体与事由等方面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

简介：消费纠纷的特殊性决定了私益诉讼无法全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通过公共执法弥补私益诉讼不足的应对方案也不够现实.私益诉讼的不足与公共执法的疲乏为私人执法的强化奠定了正当性基础,民事公益诉讼应运而生.然而,《民事诉讼法》将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限定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更将消费公益诉讼积极适格主体局限于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使得消费公益诉讼难以实现其私人执法的预期功能,故建议立法机关重新设计消费公益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规则.

简介：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既可作为弹劾证据也可作为实质证据使用。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相比,美国法严格限制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作为实质证据使用,并为其作为弹劾证据使用设立详细的规则。我国《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的适用有所涉及,但仅限实质性用途。实践中,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的运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通常是在主询问中以先前不一致陈述弹劾己方证人和法官更容易采信先前不一致陈述。我国应借鉴域外经验从先前不一致陈述弹劾和实质用途两方面来构建证人先前不一致陈述的运用规则。

简介：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判断影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其在法典中所处位置、入罪条件、犯罪性质、责任主体与主观方面的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的规定尽管在立法上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简介：司法实践中,不同合同主体签订同一内容的合同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合同目的,＂合同目的诉求差异＂问题便应运而生。合同法第94条第4项规定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司法判断日渐成为审理的一大难题。类型化的理论区分并不能解决＂合同目的诉求差异＂的疑问,诉争当事人、不同法官对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如何解释仍然存在巨大争议。在这种理论困境下,援引比较心理学中的动机理论,归纳阐释合同法领域中的＂合同动机＂概念并将其应用至合同法的解释视域,可以有效避免陷入人为类型化、复杂化＂合同目的＂解释之泥沼,还可以更妥切地契合＂合同目的诉求差异＂的真实意蕴,从而更合理、更准确地解释合同法第94条第4项所蕴含的真实含义。

简介：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是行政诉讼制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行政诉讼制度的运行状况。我国由于历史及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导致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界限不清，关系混乱。当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厘清二者的关系，明确二者在行政诉讼中的界限是法制进步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