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从两方面做出的：他既主张自由本身就是消极自由，又主张作为政治价值的自由只能是消极的。这两个主张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却缺乏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消极自由的继承者们同时接受了这两种观点，并进而认为消极的政治自由发源于消极的自由本身，由此得出了自由没有内在价值的结论。罗纳德·德沃金对自由问题的处理典型地体现了对伯林自由观念的这种解读，本文通过对德沃金论证的考察，指出政治领域中各项基本自由权利必须以追求理想人生的积极自由为前提才能得到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不截然对立，反而相互补充、共为一体。两种自由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为我们重新理解伯林的自由观念提供了新的线索，而对伯林文本的进一步考察和澄清则佐证了我们重构伯林自由观念的合法性。

简介：自春秋发端的传统博爱观念，至汉代基本成型。本文通过对作为刑政的必须要件、以孝治天下的先行和公天下的普爱等博爱观内涵的探讨，揭示儒家博爱论在汉代政治中的基本表现。汉代大一统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内在的凝聚力，仁德博爱是“威势成政”的先导和内核。“博爱之谓仁”的命题虽然晚出，但却集中展示了儒家博爱论的基本精神。

简介：孔子与《易》是有密切关系的，抛开《史记》和帛书的记载不言，仅就《论语》中两条最直接的材料来看确实如此。“加我数年……”当为孔子五十之前所说。五十之前，孔子也曾学《易》，而孔子认为知天命之年尤需学《易》。“不占而已”表明孔子解《易》以德，判定吉凶不需要占筮，而是取决于人的德性。孔子以“生生之德性”解《易》，以“道德必然性”解“天命”，通过揭去《周易》的神秘外衣，发掘并发展其天人之学，将隐微难言的性与天道托诸于显著的人道德性，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德性学说。

简介：本文以《易传》中的“以……也”句为例，探讨句式分析对解读古籍能起的作用。此一句式不见于《周易》经文，只出现在传中，是个多义结构，可作原因句、目的句或凭借名词组，也可以是含有“以”字介词组之状中结构。历代注疏及现代译本除了前述多种解读，还有将之解读为结果句、并列句、顺承句或受修饰句。本文特从句法角度指出此句式作结果旬并非常态用法，如此解读需十分慎重，而后三种解读则不妥当。通过本文讨论可看出句式分析能排除一些不合句法之解读，将合理解读缩小到一定范围。

简介：《孟子节文》在历史上只从1394年至1411年"合法地"存在了17个年头.在孟子升圣、《孟子》升经以后,朱元璋之所以还敢于以政治强权去强暴这个圣人和他的经典,关键原因就在于,传统儒家以"道德相"制衡"政治王"的激进理想,根本不利于他通过废除固有的宰相制度、从而营造明代的集权政治模式.尽管《孟子》文本的复原,仿佛表明传统儒家在"道德王国"与"权力王国"的较量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道德王国"的思想者们在集权政治模式下的"真实命运",乃至一代代知识分子置身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坎坷经历,却是意味深长的.

简介：孔广森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从戴震学古文经学,从庄存与学今文经学,于两家之学能取长补短,使之相得益彰。他的《春秋公羊通义》既发挥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又运用古文经学精擅的考据学,校订文字,审音释义,特别是利用《左传》《谷梁传》厘正史实,纠正公羊学家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错误,对清代公羊学的复兴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简介：《孝经》的意义在于其中的政治伦理。《孝经》继承了原始儒家孝道、臣道、君道的基本内涵，同时也有所创新，其创新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孝提到至高的地位；二是将孝作为臣道和君道的逻辑基础，从孝道中推导出臣道（或忠道）与君道（治民之道）。这固然有助于为儒家的政治伦理添加孝这样一个有效的推动力，以便儒家政治伦理在现实中的贯彻；但与此同时，这种用与政治伦理本质不同的孝道去推论、劝说作为政治伦理之臣道、君道的做法，也隐含着扭曲儒家政治伦理而堕落为君主专制政治工具的趋向。

简介：与传统哲学对直观的感性理解不同，胡塞尔提出的范畴直观表明，范畴的客观形式能够通过客体化行为的综合功能构造自身，从而成为可直观把握的认识对象。但在阿多诺看来，范畴直观只是观念论的一种伪造，其根源实质上也仅在于逻辑有效性向主观方面的移置。

简介：本文以现代日本学者的眼光对邵雍的易学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认为邵雍从宇宙观和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上推演出他的历史观来,企图把宇宙世界的生成、万物的存在以及历史的变迁都还原为抽象的数,因而一方面难免陷入脱离事实、空洞推演的弊端,而在另方面又增加了重视义理以指导人事的内容.所以他的易学思想在古代术数与宋明理学之间,起了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

简介：<正>心性之学从何时起,到何时才可称得上一门学问,释、道两家可否称为心性之学,这在学术界大体有一致的看法。在先秦时代,虽然也谈心论性,如孟子、荀子、《管子》之《心术》等四篇,都有较深入讨论,但不能说已构成心性之学,真正的心性之学,应该说成熟于宋明时期,宋明理学中的各种学派,都细致入微地讨论心性问题,所以后来有“无事袖手谈心性”之说,心性之学成为理学的代名词。宋明时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高峰期,其标志在于此时的哲学家对哲学概念都有相对的界定,并深入地探索概念的联系,并自觉地建立体系。宋明时期心性之学的最主要的特点是把心性本体化,并通过工夫来完善本体,本体与工夫是这时期思想的主旋律。关于宋明理学的主旨,我已在《孔子研究》1992年第一期《本体与工夫》一文中作了探讨,我指出从本体上看,有四种类型,一为气本体论,一为理本体

简介：<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讨论蓬勃展开并向纵深发展。相形之下,《易经》研究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发展的步子比较缓慢。一九八四年,我得知在武汉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易经》学术讨论会,心中甚为高兴,但当时未能参会。到了一九八六年底,我收到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来信,请

简介：<正>程颐关于外王的理想本于亲亲与尊贤之义,这和张载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他指出:"昔者圣人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唯能亲亲,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贤,故‘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唯仁与义,尽人之道;尽人之道,则谓之圣人。(《遗书》卷二十五)由于仁与义是人性的本质,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人性本质的完美的实现,故亲亲与尊贤不可畸轻畸重,而必须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但

简介：<正>在明初思想家中,薛瑄(敬轩,1389—1464)继曹端而起,在北方开创“河东之学”。他摒弃一切空虚浮游之说,追求实理,讲究实用,重视实践,公开揭橥“实学”的旗帜,声言“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有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以为口耳文词之资,非实学也。”(《读书续录》卷三)明人遂称其学为“践履笃实之学”(李贤:《文清公神道碑》),称其人为“实践之儒”(《明儒学案·师说》)。其主要著作为《读书录》、《读书续录》(阎禹锡仿《近思录》体例,将此二《录》类编为《读书全录》)和《薛文清先生全集》本文拟就其“实学”思想作一探讨,以就正于方家。一、实理实气说实理实气说是薛瑄“实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作为一名笃实的程朱理学家,薛瑄也以理气观念解释天地万物的生成发育。不过,他在运用理气概念时,更加强调理气的真实

简介：<正>管仲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卓有建树,而且在军事上运用权谋也最为成功,“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他之所以能够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在军事上审时度势,率先重视权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史记·管晏列传》

简介：一般认为,《孟子》一书直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将其与诸经并列刻石,才始列为经书。到南宋,朱熹将其列入“四书”后,其地位更加提高。在此以前,《孟子》久夷于诸子。《汉书·艺文志》就将孟子列在“诸子略”中,视之为子书。但因孟子是“命世亚圣之大才”(赵歧《孟子题辞...

简介：《周易》涵具着卓异的“时的哲学”的智慧。《周易》“时的哲学”发轫于古经而成熟于《易传》。这一哲学晓示人们，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象，都是时的存在。人所值的时与该时下所存在之一切，相对于人就具有了遇的意义；时遇是人所不可自主选择的，但人却完全可以成为时遇的成功回应者与驾驭者；挺立人在时遇中的主体性，应时因机适遇而同时遇脉动之流相偕成一体，凭借方法论上的“时中”，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创拓出自己人生德与业上的辉煌。自战国时代起，这一哲学又与孔子、孟子等的相关慧见渐次融而为一。从此，“时的哲学”成了儒家的基本哲学；“时的哲学”的精神，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华民族成为一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德业日新的伟大民族。

简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特殊病态，即由资本对人的支配过程的历史积累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才使人和社会陷入失去发展空间的停滞与退化状态。而这种病态是资本逻辑的重要方面——资本扩张在人的发展上的悖论——的历史积累所导致的。所谓资本扩张在人的发展上的悖论，指的是资本扩张一方面必须以人的发展空间为前提，同时也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吞噬人的发展空间，最后使人和社会失去发展空间而处于危机状态。

简介：本文依照文化比较的共时、对等原则,初步考察了中西义利思想的源流和同异。说明道义与功利的关系,不仅是中国历代学者长期思考、论争不止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西方思想家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中西方思想家大都力图从理论上解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道德原则与经济利益的矛盾,以指导人们作出适当的价值选择,给社会需要以理论的满足。在古代,虽然中西方学者对于道义和功利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他们大都强调精神生活的价值而贬斥物质生活的意义,都强调群体利益、道德原则高于个体利益、经济利益。因此,功利主义并不是西方古今相承的思想传统;重义轻利不仅是中国古代而且也是西方古代的传统思想。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方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传统,而中国则始终保持了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也就是从这时起,中西义利思想才迥然不同,呈现出根本的差异。

简介：

简介：摘要“常惺惺”本是佛教禅宗的修行方法，最早由谢良佐引入儒学，到朱熹正式将其纳入理学工夫论体系，再到陈淳胡居仁等人结合天理论对“常惺惺”作出形上学阐发。“常惺惺”经由理学家的援引与重新诠释，其思想内涵发生了很大改变，逐渐完成了禅宗概念儒学化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