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家庭内部结构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本文利用CGSS2013数据检验了夫妻相对收入地位和年龄差别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家庭总收入的情况下,妻子收入比重提高会显著降低丈夫幸福感,丈夫本人收入增长会显著提高自身幸福感,但妻子收入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之间相对收入地位对妻子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丈夫收入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妻子幸福感,妻子本人收入对幸福感也存在显著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和显著度较低.年龄差别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年龄差距对妻子幸福感有负面影响,传统上认为'男大女小'家庭关系更幸福可能这类家庭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进一步研究认为,妻子相对收入提高对丈夫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取决于主观观念,越认同'男主内、女主外'观念的男性,妻子收入比重提高对其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越大.研究采用OLS和有序probit模型,通过增减变量观察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变化,发现结果是稳健的.

简介：农村家庭女性劳动力已经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分,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能否促进女性参与就业成为了一个经验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并使用倾向值匹配法（PSM）分析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家庭女性在本地非农时间和外出从业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转出行为将使家庭女性在本地非农时间增加,但对外出从业时间影响不显著.使用多值分层匹配法（SSM）分析发现,农地转出行为在总体上对家庭女性就业时间的影响未表现出明显异质性,但在农地转出倾向各层级内部,这一影响却具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对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家庭女性就业时间的个体处理效应进行分析发现,外出工作经历、家庭负担系数、家庭人口个数等特征差异是造成个体处理效应异质性的主要根源.

简介：本文对农民打工前和打工中的学习过程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正是学习促进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而目前农民工的学习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缺乏有效的组织过程，学习效率不高。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强向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以提高其学习的效率，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简介：通过对成都、义乌两地抽样问卷调查的资料,分析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态度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态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情感接纳程度>行为接纳程度>认知接纳程度。不同性别、政治面貌和主观阶层地位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差异性不大。回归模型表明,政治面貌、主观阶层地位、社会关系网络、政策认知认同、对两类子女素质差异的评价以及认知来源是影响城市居民接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重要因素。

简介：文章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原工资收入和在厦滞留时间相关,与年龄、婚姻状况、在外打工年数无关.通过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除性别外)进行性别差异分析,笔者得出提高受教育水平是切实有效地解决流动人口工资收入性别差异的关键.

简介：运用长沙市25个社区99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获取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作为因变量，通过路径分析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总体较差，作为中间变量的社区环境和居住条件显著影响住房状况，社区环境因素是中间变量中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作为初始变量的收入状况、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房类型和工作行业不仅通过中间变量间接影响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而且对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产生直接影响，作为初始变量的住房公积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状况没有影响。最后建议强化社区公共服务制度的均等化，科学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对象标准，充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

简介：<正>赵进效、赵桂振夫妻是广东省台山县海宴中镇沙头管理区人。这对夫妻于1979年12月结婚,1980年末生下一个儿子。1981年春。他俩积极响应党中央就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公开信的号召,在村里带头申请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9年来,一直坚持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思想不动摇。1986年秋,有人问赵进效夫妻,你俩口子都是农民,为什么不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他俩坚定地回答:“我们国家人口多,

简介：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取大量的田野资料，对当下Y村外出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闪婚”模式予以揭示和全面呈现，经由当地人鲜活的讲述和故事来透视当地人的婚姻观念和婚恋实践．力图全面呈现当地青年农民工“闪婚”模式中，当事人、媒人、父母角色的变迁，指出“正统”的“闪婚”框架对自由婚恋强大整合消解能力，及“闪婚”与传统婚嫁形式的承续关系，继而清晰全面的洞悉闪婚这一婚恋模式的实践背景及其在传统与现代框架内的运作逻辑。

简介：本文探讨了Y村村民共同体“苦痛”的记忆与当地村民所践行的“闪婚”模式以及当地婚恋模式变迁之间的关联.村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需求构成发生在村民个体身上的婚姻失败事件转化为“苦痛”的集体记忆的意义转换机制,同时也构成这种苦痛记忆代际承续的动力.这一在不同代际间被不断表述的“苦痛”记忆经由关涉婚姻的地方感与行动主体婚姻实践的结合引发了对当地婚姻规范的动态建构,致使当地婚恋模式的变迁和“闪婚”模式的映现,而这种被行动主体建构出的新的婚姻模式和婚姻规范又在规制着当地村民的婚姻实践.

简介：本文基于对鄂、川、赣三省34个村庄农民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村庄因素尤其是宗族对于农村居民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现阶段机构养老成为了部分农村居民的养老选择,但总体来看,多数农民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较低.村庄的宗族结构和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有非正式宗族网络的农村居民比没有宗族网络的农村居民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低,有正式宗族组织的农村居民入住意愿最低.宗族在公共服务中的功能越强,农村居民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越低.同时,家庭在村庄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处于非下层的农村居民比处于下层的农村居民入住意愿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