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具体"实践活动"中,实践客体的地域性、实践中介的有限性以及实践主体的局限性,往往造成具体"实践活动"的主体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而不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因此,历史"实践活动"的主体必须对具体"实践活动"进行历史考察,把具体"实践活动"当作历史"实践活动"现实的经验形态,从而达到具体"实践活动"和历史"实践活动"的合二为一。只有在历史"实践活动"成为现实之后,对历史"实践活动"的真理性认识才成为可能。作为当然的历史"实践活动"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要时刻警惕把具体"实践活动"当作检验真理标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主动地在真理的诞生地——历史"实践活动"——探寻真理,这样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始终处于理论的制高点。
简介:在有着深厚隐逸文化传统的中国,把隐逸看作是一种典型的高尚行为似乎已经成为历来人们的共识。然而,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能够成一家之言的统一的隐逸思想,中国隐逸思想分为儒、道两派,而且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隐逸以合乎道义为准则,道家隐逸则以追求适性为目的。在儒家隐逸思想中,“高尚”的确是隐逸行为的一个重要性质;不过与之迥异其趣的是,高倡“道法自然”的道家却并不认同“高尚”这个人为的概念,并且认为恰恰是这个所谓的“高尚”性质才导致了隐逸的蜕化,使之沦为“禽贪者器”。可是非常遗憾的是,从古至今的人们总喜欢不加区分且自以为是地把一顶“高士”帽同样强行扣戴在道家隐士的头上,由此便形成了中国隐逸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误区。
简介:朗基诺的文章《重新认识证据和不完全决定性》成功地展示了建立在证据相关性上的对不完全决定性的解释(UER)的重要性,而这种解释要求我们在理解科学客观性时引入对科学实践中的社会性维度的考虑。这篇文章的基本进路是正确的,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方面,建立在经验等值性上的对不充分性的传统解释(UEE),并不一定要为科学实在论进行辩护。另一方面,朗基诺对社会性维度的理解似乎过于狭隘,也过于乐观。
简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或决议)是改革开放之初党史和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决议不仅对党史和国史上若干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作出了符合史实的正确结论,而且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目标。之所以能够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考察历史可知,在决议酝酿、发起、起草和通过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握好邓小平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就抓住了《历史决议》的本质。
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思想界与理论界在三个方面扩展了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理解:一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与西方传统知识观偏重普遍性不同,强调了特殊性的地位;二是在从普遍到特殊,即普遍原则的运用问题上,批判了机械(教条)的运用方式,肯定了启发式(创造性)的运用方式;三是在从特殊到普遍的问题上,弱化了类型(本质)的普遍性,强调了范例的普遍性及建构的普遍性。这三个方面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理论障碍,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
简介: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伟大的贡献莫过于领导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创造性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源于毛泽东,始于邓小平、成于邓小平。把实践作为逻辑起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规律作为根本依据,在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与发展基本规律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人民作为主体力量,在实现人民利益需求和创造精神的有机统一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领导开创中国道路所鲜明体现的认识路线、思想方法和根本立场,对于我们今天深刻把握中国道路的精髓和真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道路开拓前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