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历史上的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不少重要的伦理学及哲学流派,都自觉不自觉地关注“幸福概念”及幸福本质问题。这样那样地给“幸福”下过定义。但总的说来,在马克思哲学产生以前的所有旧哲学中,并没有建立起系统而完整的科学的幸福观,也未能真正揭示出“幸福”问题的内在本质。不同的幸福“定义”及其相关经典命题,一般总是反映着不同的幸福本质观。因此,对哲学与伦理学界传统幸福本质观的评析.实质上也就是对西方幸福论有关经典命题及其传统幸福“定义”的评析。根据西方幸福思想发展史上关于幸福本质问题认识的逻辑发展,可以把西方幸福论诸多经典命题及其伦理学幸福“定义”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传统及流行的多数幸福定义,虽然都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但都还存在着某些偏颇不当之处.有必要从幸福本质的角度对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三种类型的经典命题进行分析。
简介:张一兵教授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个案研究,而且对如何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分析框架。其基本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1968年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出版后就已经终结.其主要原因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诉求和资本主义批判这两大原则已经被放弃;在此之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派生出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三种思潮。这一观点虽然有启发性。但有一定的片面性。根据理论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整个发展可以区别为四种类型,即“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区分的基础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本真马克思和资本主义批判这两个前提。也不是总体性或同一性的思维方式。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辩证法的理论坐标。
简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都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在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整个社会需要有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精神动力。2014年1月11日,上海市哲学学会、伦理学学会和宗教学学会在上海社科院共同举办了“文化强国与精神动力”学术研讨会。哲学学会副会长何锡蓉主持开幕式.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学会处处长王克梅到会致辞。宗教学会会长晏可佳和伦理学会会长陆晓禾分别主持了会议的主题发言和自由发言两个阶段。哲学学会会长吴晓明对会议进行了精彩总结。来自上海社科界近6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文化强国的内涵、建设文化强国的途径、如何通过价值治理和发挥宗教正能量而为国家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文化的认同与传播,以及如何在汲取自身传统和世界各种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自觉构建新文明类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简介: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经历了多重逻辑下学术话语、研究热点、写作范式等方面的变迁。1978—1987年,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的主流话语是“实事求是”,研究热点是革命史观下的“先进人物”,写作范式处于从“两军对阵”到“认识史”的转变之中。1988—1997年,其主流话语是“追寻智慧”,研究热点转移到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写作范式由“认识史”进展至以“智慧”为中心。1998—2007年,其主流话语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自此近现代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整体中的地位持续下降,研究热点是现代新儒家,同时在近现代哲学整体上取得进展,写作范式更为多样化,并表现出重视历史具体性的趋势。2008—2017年,其主流话语是“文化自信”,近现代哲学研究整体上进入一定的总结阶段,写作范式更为偏重历史具体性,尤其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简介:现代主体性在一路高歌之后陷入了危机。主体性危机表明了主体性结构中自我与他人、经验与先验、理性与非理性等各种因素的缠绕遮蔽与对立冲突,因而主体自身发生着解构。现代主体是建立在排除和压制他者的基础上的,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是对他者的肯定。他者并不是简单的人称称谓,而是寻求差异的一种复杂的话语语境。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等人通过不同形象的他者的发掘瓦解了中心化的现代理性主体。尽管后现代哲学一再声称要探寻更复杂的主体性形式,但他们的理论诉求并未真正实现,而是陷入了新的理论困境。从根本上来说,后现代哲学提供的是一种消极和充满悖论的主体。在当代,最重要的不是对主体的解构,而是对它进行重建。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对于超越解构并且重建更具反思性的主体性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