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受贿罪主体的界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不能很好地将司法实践中新出现的一些受贿主体精确地归入到其中.文章从受贿罪的立法成因出发,参照国内外的立法实例,对该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对我国刑法受贿罪主体精细化、准确化有所助益.

简介：侦查错误是指侦查机关或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根据侦查情势的变更,基于认知偏差而作出与案件客观情形或法律规范不符的认知或行动,因而未能达到侦查目的的一种状态。选取锚定效应及其产生的偏差、选择性信息呈现及其产生的偏差以及群体思维及其产生的偏差这三种常见的导致侦查人员出现侦查错误的认知科学因素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三种情况产生的偏差制定相应的预防机制,可以有效减少侦查错误的产生。

简介：现代法律制度预设的主体是理性主体。后现代哲学家宣称“主体死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主体的消亡,而应理解为理性主体哲学观念的破碎以及理性法律主体预设的修正。与理性主体预设相对,法律上还有一个欲望主体的预设,该预设的当代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思考法律主体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维度,从而为法学上关于法律主体的规划提供了新的依据。该文以拉康的欲望主体理论为视角,对人工智能是否应当获得法律主体地位的问题加以审视,提出人工智能是人类技术理性的延伸,似乎与理性法律主体的预设相契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适格的法律主体,由于人工智能不具备欲望的机制,它不具备主体性;而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法律主体,当前并无迫切的现实需要,也缺乏可行性,并且有导致人的价值贬抑和物化、异化的危险。

简介：强制缔约是合同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合同法规定了相关制度,同时在实践中也有扩张强制缔约制度的呼声。对强制缔约制度的类型化的探讨有利于加强对强制缔约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对于强制缔约制度,一般将其区分为直接强制缔约和间接强制缔约,但分类标准并不统一,本文从义务主体的视角对强制缔约进行初步的类型化,以增进对强制缔约制度的理解。强制缔约义务可以区分为公共事业主体的强制缔约义务、国家的强制缔约义务和普通民事主体的强制缔约义务。强制缔约制度的三种类型在制度目的上有很大的差异,被观察的视角也有所不同。

简介：考察行为人的特别认知对于不法归责的实质作用,对于重新认识故意与过失、正确界定“制造禁止风险”及反思刑法归责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否定特别认知对于不法成立具有影响的规范主义观点,其结论和论证均不能自圆其说。目的主义和客观归责论均试图在统一的归责模式下来论证特别认知对于不法成立的意义,但要么存在主观优先的方法论问题,要么无法消解体系内部的矛盾。要正确认识特别认知在不法归责中的相关性,需要以法益保护中的“制造禁止风险”为链接,使特别认知这一存在要素成为规范体系的评价对象。在理解“制造禁止风险”时,两对误解亟待澄清：一是风险是否存在和风险是否容许不可混淆,二是过失犯和故意犯存在不法构造上的本质差异,不可适用统一的归责模式。故意犯以“行为人的实际认知”支撑主观不法的成立,因此当行为人基于特别认知开启风险实现可能时,就制造了禁止风险。过失犯中行为人的特别认知不能产生特别的注意义务,特别认知的存在不能证立义务违反性的成立,仅当注意义务要求行为人避免特别认知到的法益风险时,才可能成立过失不法。

简介：2012年《刑事诉讼法》根据鉴定活动的本质特征作出多处修改。但在司法实践中，“鉴定结论”到“鉴定意见”的转变并未带来实质的符号权力减让，“有专门知识的人”之意见呈现进退维谷的尴尬，相关角色定位混乱。实践乱象的背后，是“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所承载的“知识-权力”话语与“认知-行为”理论所产生的交织与耦合。刑事司法场域的微观权力网络之中，知识与权力的互动需要由“支配-被支配关系”转向“互动关系”，并在降低法官认知流畅度的同时，提示其启动理性认知系统对感性认知行为进行监控与修正。

简介：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并于2018年9月1日起施行。《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共21条，着重解决财产保险合同部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对保险标的转让、保险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保险代位求偿权以及责任保险等问题作出规定，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对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健全完善我国保险司法制度具有重要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