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法国开始设立刑罚执行法官，后经多次立法而不断调整其法律地位和职权范围。2000年以后，刑罚执行法官不再是司法行政官员，而是真正的初级司法官。当前，刑罚执行法官是法国刑罚执行的核心角色，规划并监督监狱内剥夺自由刑的执行条件和执行方式，以司法程序决定刑罚执行调整措施，并负责对开放环境下的刑罚执行进行跟踪监督。我国也应当设立刑罚执行法官，使其负责自由刑变更执行措施的审理及撤销，并对刑罚执行进行监督。设立刑罚执行法官还必须解决好制度衔接问题及现实问题。

简介：从法国回来一个月多了，同事们还经常问起我对法国的印象是什么。我细想，除了法国人的浪漫之外，恐怕印象最深的要算是法国人爱读书的劲头。

简介：欧债危机以来，法国经济持续低迷，始终未现乐观的复苏迹象。法国作为欧洲第二大经济体被贴上“欧洲病夫”的标签，“法国衰退论”甚嚣尘上。对法国政府而言，出台振兴措施、推行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在总统奥朗德“改变，就是现在”的号召下，法国政府展现出全面改革的姿态，

简介：李风白曾为毛泽东当过“报童”。他两渡重洋，留学法国，回国后被周恩来称为“法国通”。留法期间，李风白团结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开展抗日斗争的事迹一直鲜为人知。李风白1916年考入长沙楚怡小学，最初的班主任是萧子异，也有幸成为毛泽东的学生。五四运动后，毛泽东组织一大批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李风白也萌发了跟随老师们一起去法国的念头。

简介：本文覆盖了大革命从1789至1795年的重要阶段（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革命者的理念不同,有些人主张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使“王国重生”,有些人却用强制力、清洗和恐怖的手段使“人的道德重生”。此外,有人认为“公意”只能由代议制表达（例如西耶斯）,反对者则声称要在俱乐部、巴黎各区和示威游行中体现“人民的意志”。1793年2月,孔多塞试着探索一条混合的路径（宪法草案）,但以失败告终。从独裁到恐怖统治,法国经历了三个议会,颁布了三份人权宣言,并试图发动战争以建立集中的而不是多元的民主制度,构建一个与美国相去甚远的权力和自由的综合体。1799年,拿破仑废除了这种构建：他建立了一个理性的、行政的、强力的国家。他反对政治自由,却保障民事权利,维护社会和平。这种模式启发了法国,直到晚近时期其影响仍然存在。拿破仑为19世纪支持国家的自由主义（而不是与国家对抗的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

简介：当地时间2015年5月27日，法国巴黎残疾人在爱丽舍宫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躺在地上“挺尸”，耍求提供更好的建筑无障碍设施。

简介：法国法上的安全义务是指合同债务人在主给付之外对债权人的安全所负有的保障义务。该义务最初为结果义务，后来判例也发展出作为手段义务的安全义务。在责任不竞合的背景下，手段安全义务的定性意味着受害人保护的弱化。于是，法定安全义务的侵权责任路径部分替代了原先的合同路径。安全义务与德国合同法上的保护义务性质相似，但制度背景、具体功能以及所生责任性质相异，与交易安全义务则性质有别。安全义务与我国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不仅性质不同。而且在适用范围、所生责任的性质、形态方面均有本质差异。

简介：法国公诉替代程序是司法实务部门为应对法庭堵塞、效率低下而创设的刑事应对机制，包括刑事和解、刑事调解、赔偿受害人损失等一系列替代措施。从司法数据看，公诉替代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但也存在诸多隐忧，包括体系混乱、衔接无序、刑事处罚司法化、鼓励认罪以及权利保障不足等问题。法国公诉替代程序的演变蕴涵了近年来欧洲“自然演进型”的司法改革观，这是对传统“理性建构”的有益补充，值得关注。

简介：2号指导案例“吴梅案”的当前解决逻辑是:二审和解协议由于未转化为法院调解书,不具备撤销一审判决的效力,因此在其不履行时,法院支持一审判决的执行。此逻辑实际上有违当事人意愿和诚实信用原则。该案解决的理想逻辑应是尊重“私权自治”的理念,借鉴法国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确立和解协议在合同种类中的明确地位,特别赋予和解协议“消灭诉讼”的法律效力,使当事人合意构成对法院审判权的约束。

简介：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结束,时至今日已有70年。在法国,人们以节庆的形式来纪念这一天。在集体记忆中,它一直是个重要的日子。然而,5月8日这一天的重要性也曾经发生改变:我们知道,苏联于1965年将5月9日确立为正式的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这也是俄罗斯人民所记住的日子。在法国,5月8日纪念日曾一度被第五共和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ieGiscardd’

简介：本文从资本主义多样性学派的观点出发，提出并阐释了第三种资本主义类型，即国家影响型市场经济，并以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国的影响型市场经济体为例，从历时和现时的角度梳理了这三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的演变过程。最后，本文通过概述三个国家在危机时的经济基本面，分析了三国领导人及其政府在危机中的表现。本文认为，尽管一系列政治经济特征是以作为资本主义主要推动力的国家为中心而存在的，但国家影响型市场经济却截然不同。这不仅取决于政治经济环境，也取决于政策、政体和政治。本文同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政府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削弱了其干预能力，这些改革影响了它们对经济危机作出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