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学,是由北宋理学家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创建、于明清发生学派分化并向近代转型的关中地域理学形态。作为地域理学的关学,尤其是张载之学,其影响又是跨越地域的。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所设专章①算起,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张载关学学说和关学史研究领域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但该领域仍存在着不少有待澄清的疑难问题,其中也包括“关学”概念的意涵问题。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尤其是基本概念或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工具或方法意义。本文提出,“关学”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学术史概念,其结构特征表现为“时间”、“空间”、“学传”三重维度。由这三重维度构成的“关学”概念,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诠释模式。
简介:霞谷是德性论者,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是贯穿霞谷著作的一条主线。其性情本源与全体之说认为“情其源头,性其全体,情其发处,性其用处”,以批评朱子;其四端七情之说主张“四端亦有气,七情亦有理”,理气性情合一,批评退溪的“主理”、“主气”之说;其良知说明确提出“恻隐之心即良知”,“以其全德之德而言谓之仁,以其本体之明谓之良知”,将情与知统一起来,反对将良知“专属知识一边”,主张德性之知即良知是由情感说明甚至决定的。霞各很推崇儒家经典中的《大学》,其中尤其重视好恶之情,认为“好恶乃一篇之要”,实即以德性为要,而德性之根本在情感。总之,“实心真情”是提高德性、实现万物一体境界的根本。这是霞谷对今人的重要启示。
简介:从诠释学观点考察汉代新经学的建立和性格特征,可以证知,董仲舒《着秋繁露》新儒学哲学、人学体系的建立,是汉代新经学得以成立并成为汉代政治、伦理、道德、学术之全面指导思想的关键。董仲舒所以成功,除了政治和时代的风云际会,实有赖于其抓住了“人”这个根本,喊出了“人为贵”的响亮口号,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先秦诸家学说的综合创新。
简介:战国中后期王道与霸道代表了当时既有的两种政治理念,而帝道理念的兴起,则是和黄老道家试图超越王霸之辨的考虑有关。他们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兼采王霸之道的相关主张,尝试建构一种新理念以顺应日趋统一的社会形势。关于帝道的合理性,黄老道家主要是从天道自然的层面进行论说,不同于儒家将王道的基础诉诸仁心,也不同于法家霸道基于功利实用的考虑。在治国方略上,王道观念重贤能轻法制,霸道学说崇法制抑贤能,而帝道理念则是主张贤能与法制二者并重、两相结合,希望通过法制立国与贤能治国这两个维度,共同保障帝道无为的实现。这种兼采王霸之所长的思路在后世政治中有一定的体现,“霸王道杂之”的治理模式与这一理念不乏暗合之处。
简介:孔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原则是“损益”,对传统思想的“损益”,是为了宗法等级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损益”思想原则对我国封建社会有极大影响。孟子、荀子损益孔子思想,发展了儒学,董仲舒适应封建大一统的客观需要,对孔学损益而非改铸。宋明理学仍是传统儒学的损益,它在理论上增益新的内容,却减少了民主性的精华。“损益”原则的长期发展,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特点。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儒学的损益,有维护旧制度,又作某些改良的总倾向。封建后期,儒学虽在思辨方面对中国哲学发展有巨大影响,但某些进步因素和民主性精华已丧失。直到五四运动,才彻底反对宗法制度,完全摆脱孔学“损益”观的束缚。但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力量异常强大,至今仍有反封建思想的艰巨任务。由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已不存在,儒学失去了依据,不能再予“损益”,今日再提倡新儒学也是行不通的。对于历史上的孔学“损益”原则,要科学地、历史地分析;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它同真正的变革是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