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学识渊博。1895年春赴京会试期间,他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向清王朝联名请愿,史称"公车上书"。1898年,他在北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他向光绪帝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和康有为等实施变法主张,史称"戊戌变法"。同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期间,他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宣传改良主张,同时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

简介：大约历史到了某个阶段,人们的精神状态有某种相似处。清朝宣统二年（1910）,梁启超的同学麦儒博（字孟华）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心情就很郁闷。按说他是我们祖爷爷一辈的人物了,又是饱读诗书的老夫子（他和梁为万木草堂的同学,都是康有为的高足弟子,

简介：作为中国近代卓越的报人和新闻理论家,梁启超在继承前人新闻理论的基础上,经过27年的办报实践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对当时的报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学界关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但多从社会政治角度阐述。本文试图以民本观作为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线索,具体从报刊功能观、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新闻业务、＂史家办报＂思想四个方面来阐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中所体现的民本观,以体现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情怀。

简介：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他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启蒙者，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著名的新闻报刊活动家，著名的国学学者，民国初年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由梁启超拟定的。

简介：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一身兼有旧学和新学影响,在《管子》研究上也有所建树。他的《管子》研究,正处于变法维新时期,他以今文经学的宗旨为指导思想,通过对中西方制度等方面的对比,试图找到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剂良方。《管子》是礼法并重、制度以刚柔相济为要,故而十分符合梁启超的初衷。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通过《管子》书来评价管仲,并突显了《管子》的经济与法治思想,这是其《管子》研究的特色,并在《管子》真伪的讨论、义理的研究和管子形象的提升上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简介：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由笃信科举的传统儒生变为倡废科举的维新健将,游历欧美后,又做恢复科举的惊世之论,在西学的濡染下,＂科举观＂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而每一次转变都打上了深深地时代与个人烙印,揭示了他对科举制度存与废的理性思考。

简介：10月15日笔者从广东江门市文化部门了解到，江门梁启超故居纪念馆升级改造工程进展顺利，将于明年6月举办梁启超诞辰140周年纪念活动“梁启超故里文化游”时完工。

简介：梁启超致冯国瑞、薛笃弼手札，不见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亦不见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等著作。手札所附诸位鸿学硕儒之题跋，亦未收入题跋者著述之中，故手札及题跋对以后粱启超与题跋者文集之整理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简介：梁启超是我国近代维新派与立宪派代表人物。地方自治思想是其民权与宪政思想的重要组成之一。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超在宣传与实践地方自治思想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地方自治组织的创立与建设,如南学会、湖南保卫局、政闻社。他对地方自治的肯定与推动,在当下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简介：记得王国维北京自沉后,同与他名列＂清华四导师＂之一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挽联中评价二人是＂相逢平生师友间＂,令人无限感佩。但他们之间这种真挚的友谊却并非后无来者,例如张君劢与梁启超等。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字君劢,一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政治上,他早年追随梁启超,

简介：

简介：梁启超对地理与历史的关系一直较为重视，不过前后的认识有所变化。大体而言，早年受“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他视地理环境为一种客观存在，认为其仅为历史发展提供不可改变的物质条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通过考察地理与学风之关系，更深入地认识到地理环境可以“陶铸”学风，是构筑文化传统的重要因素，因而将之视为文化史书写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与历史之间关系的不同论述，主要是由于其史学取向的变化所导致。

简介：科举制度废止前后，维新派的一些领袖人物对待科举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梁启超是其中的著名代表。晚清时期，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推动了科举制度的废止。制度废止以后，鉴于对当时社会现象以及西学了解的加深，他们对科举制度又进行了重新的合理评价。这种转变过程打上了深深的时代与个人烙印，反映了他们随着社会发展对科举制度存与废的理性思考。

简介：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观念最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其思想经历了从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文化主义”转向以西方民主和国家主义观念为基础的现代民族主义，最后再回到建立在“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中国“文明国家”论的过程，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和国家思想的基本形态。梁启超从知识和学理上阐发了现代中国应有的民族、国民素质和文化认同基础，尤其是对纠缠当下学界的诸多文化政治问题，如公民德性与现代国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西方现代性困境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都极富创见。在梁启超看来，国民意识、公民的独立与自由，乃是现代国家的立国基础，如何在国家独立与公民的自由德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契合点，依然是梁启超那一代思想家留给我们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