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中国在地区冲突中的立场和作为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为解决地区冲突展开积极的外交努力。

简介：各种因素使得困扰菲律宾多时的族群冲突迟迟得不到彻底的解决,这严重影响了菲律宾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不仅可以减少发生族群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在缓和已有冲突并最终建立持久和平方面有所贡献。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尝试。

简介：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关注东南亚，东南亚对中国的感受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矛盾、复杂。中国与东盟刚刚告别了“黄金十年”，希望能再继续打造一个“钻石十年”。特别是，近来中国向周边国家提出了“亚太梦”、“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多种合作构想、发展蓝图。

简介：巴勒斯坦人把最近爆发的与以色列军警的大规模冲突称为“阿克萨清真寺起义”。一波接一波的愤怒的石块招来了以色列安全部队的武器还击，双方在许多场合还交了火。截止11月中旬死伤已多达数百人，绝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这场事端的导火线是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首领沙龙视察了圣殿山。并踏入了阿克萨清真寺．从而激起了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以扔石块方式奋起抗议，使事态一发而不可收拾。

简介：东盟自成立以来，在地区管理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冲突管理机制。这一机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柬泰冲突中东盟的无力表现则凸显了东盟冲突管理机制的困境。文章在四个方面提出提高东盟冲突管理能力的途径。

简介：近来巴以冲突一发不可收拾。大有逆转巴以和谈之势。有不少人认为利库德集团主席沙龙强硬访问圣殿山激怒了巴勒斯坦人。挑起了这场冲突。我认为这场冲突是迟早要发生的。我就现代以色列政治的几个特点来分析一下这场冲突。

简介：一切文化首先是民族的，民族文化一旦形成，就深深注入每个民族成员的血管和毛孔中。因此，各民族文化之间包含相互冲突的因素。但一切优秀文化又具有国际性，深刻反映出人类的本性，创造进步的生活方式。在国际文化的传播中，优秀文化被各民族所认同和接受，是通过文化选择机制实现的。多种优秀文化在传播中碰撞，使其精华结合在一起，不断推动各民族文化走向融合

简介：国家（汲取）能力对国内冲突复发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和条件性的。这个关系受到方向相反的三个机制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国家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反叛者军事挑战政府的难度和机会成本;但在短期内,强化汲取能力的努力会增加纳税人的经济负担,导致他们对政府的怨恨和对潜在反叛者的同情;大量增加税收会降低国家和平承诺的可信度,危及冲突后的和平局面。作者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基本假设。经验检验还发现国家能力对冲突复发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前一轮冲突结果对之的影响尤其强烈。相反,国际维持和平行动和外来援助不仅无助于巩固国家能力对和平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抑制国家能力独立的积极影响。

简介：去年以来,位于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两国紧张关系升级,今年6月5日终因厄空袭埃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致使两国拉开战争帷幕,双方动用战斗机互相报复,造成数十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欧美等国宣布该地区为战争区,纷纷撤回本国侨民。埃厄紧张局势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简介：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简介：二战后国家内部武装冲突频发，并且绝大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冷战后，发展中国家国内武装冲突更为频繁。本文首先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武装冲突频发的原因，而后从理论上提出终止冲突的途径，最后，本文选取印度尼西亚政府与亚齐冲突的解决作为案例来验证本文的观点。

简介：随着民主化改革,因选举而引发的政治冲突在非洲各国日渐突出,这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在已有的文献中,分裂的族群结构往往被视作造成此类冲突的核心要素。然而通过对历史的观察不难发现,仅仅是族群分裂这一因素不能在普遍意义上充分说明该问题的爆发,这就对研究者进一步理解非洲选举冲突中的因果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对INUS条件与双层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选民抗争、分裂的社会结构以及弱政治制度共同造成了非洲选举冲突的产生,这一观点在2007年肯尼亚大选所引发的冲突中得到了印证。

简介：自2000年9月巴以之间爆发新一轮大规模暴力冲突以来，双方迄今死亡人数已经高达700多人，其中巴勒斯坦人有500多。其间，虽然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政府的积极调解下，巴以双方表示接受敦促巴以双方停火的“米切尔报告”和“特尼特文件”，但此后流血冲突并没有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8月9日，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在耶路撒冷制造的大爆炸案以及以方随后进行的报复行动，更是震惊世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简介：自执政以来,缅甸民盟政府尽管倡导并积极推进＂21世纪彬龙会议＂,但目前取得的成效有限。缅甸持续近70年的族群冲突问题是多种因素不断累积造成的。整体而言,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根源性的历史—殖民因素,结构性的国家制度因素,不同时期累积起来并得以持续的族群政策,以及族群武装组织本身的一些因素。目前来看,缅甸尚未完全具备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族群冲突问题并真正实现族群和解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对族群冲突的有效规制,创造各种支持族群和解的条件,对于继续推进缅甸族群和解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简介：与成熟的民主国家相比，非洲国家往往出现选举失利者不接受选举结果的情况即“输家政治”，西方学者多将这归因于非洲自身原因特别是族群矛盾或冲突。作者运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1960-2012年间非洲大选中的输家政治现象，得出了不同结论。研究显示，非洲大选中的输家政治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960-1970年的非殖民化运动成功初期，1971-1991年的政治现代化倒退时期，1992-2012年“第三波”民主化时期。输家政治在三个时期的表现和深层次动因并不相同，总体上族群矛盾不能被认为是非洲输家政治的根本原因。定量研究显示，族群因素仅在第二个时期有统计重要性，但并不暗示明确的因果关系。定量研究还得出一个西方研究者往往试图回避的结论，即在第一个和第三个时期，外部介入都是非洲输家政治的重要诱因，或者说西方在非洲推广的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乱”，非洲需要确保对自身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所有权。

简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简介：

简介：尽管中印关系近年来正稳步向前发展，但唱衰中印关系的论调却此伏彼起。为此，本文从和平红利、增长红利和合作红利三个层面阐释了中印成为伙伴的缘由所在，并对学者们提出的中印“对手论”进行了批驳，认为中印关系未来将呈现出一种良性的竞争性共生伙伴关系。

简介：2014年6月12日，三名以色列少年在约旦河西岸突遭不明身份人员绑架，以色列军警随即展开大范围搜索，直至6月30日才发现人质已被“撕票”。7月2日，一名巴勒斯坦少年遭以色列犹太极端分子报复性虐杀。接连两起突发事件牵动了巴以民众的敏感神经，双方旧恨重燃、矛盾激化，暴力冲突在多地蔓延，巴以局势随之恶化。

简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少数国家因外力干预或国内政治权力变动而结束了民族冲突,进入战后重建时期。冲突之后的权力剧变为妇女参与重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联合国的公约和宣言、女性主义组织与和平运动所提出的性别议题为女性参与重建提供了具体方向和内容,而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为妇女参与重建提供了坚强后盾,使得妇女在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没有妇女参与的重建就不是真正的重建已成为共识。在重建中,妇女积极推动民族和解,参与民主建设,参与法律的制定和修改。目前妇女参与重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父权制观念阻碍妇女的政治参与;宗教原则限制妇女权利;国际社会干预应适应当地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