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8、19世纪,作为整体符号体系的儒家世界开始受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冲击,一种普世主义的帝国宇宙观逐渐动摇,并试图在作为他者的西方面前寻求一个相对化的自我定位。各路知识分子在亦敌亦友的西方参照下,整合国内分化的各种势力,加入到西方所建构的国家秩序与话语体系中来。建国以后,如何在新生政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处理少数民族他者问题成为工作的重点,这一时期的民族识别与民族政策基本确立了中国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框架。在西方社会的冲击下,建国以前的汉民族想象与建构是一种自我寻找与定义,而建国以后的汉民族书写却依赖于对少数民族他者的分类,进而体现主体汉民族的现代性与同质性。90年代以来,随着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西方学者的深入研究,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建构策略在"作为自我的他者"和"作为他者的自我"的双重影响下不断遭遇实践与理论困境。这一历史生成的学术困境——即将中国作为一个符合国际格局的民族国家进行表述,还是将其作为一个超民族、超国家、超社会的体系进行书写——需要在长时段的历史事实与知识脉络中寻找出路。
简介:1949年春季,我到应城检查工作,突然接到江汉行署主任郑绍文同志来电,指示我在应城担任反持任务。说李春山奉命到应城、皂市等地进行特务活动,刺探我根据地情报,并利用他汉流的公开身份和曾在应城一支队任大队长及在新四军五师六团队任过营长的有利条件,加上他在应城和矿区以及皂市等地又是熟人熟地,准备启用原来暗藏的一部分武器,对我根据地实行公开和秘密的破坏活动,发展特务,打入我革命内部,阴谋暗杀我党政军群的负责人,大搞策反,组织特务网点,与我争夺势力范围。他带有电台和武器,随时与其上级联系,其活动猖狂之极,使我地方革命政权受到极大危害。我受命后心急火燎,反复考虑如何着手。为弄清情况,我先走访了李春山的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