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微时代”来临与媒介变革息息相关，它是以网络媒介的日常化为特征的全媒介时代的产物。微时代的命名是一种约定俗成，也是一种众望所归。与微时代相关的命名，最早可能与微软、微博、微电影等的深人人心相关。

简介：近代以来的领域分化是由家庭发端的。家庭功能的分化，现代家庭对传统家庭的取代，为近代社会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在此基础上，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才得以各自生成。对这一过程，乌托邦思想家有着高度的敏觉，看到了“公”与“私”开始出现的矛盾，因此，他们多有废除家庭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公”与“私”的矛盾最终是在现代政治建构中得到化解的，是在“代议制”中得以调和的。当人们找到了“公共利益”形成的途径时，实际上也找到了建构公共生活的方式。但是，今天的公共生活还流于形式，只是朝着实质性公共生活过渡的准备。

简介：中国从先秦时期的思想发展，可以用“宇宙大爆炸”学说作比喻：“一个密集的能源的大爆炸是宇宙的起源。当这个稠密的能源向外膨胀时它的膨胀速度逐渐减慢，从而形成了银河系、恒星和行星。当这个能源继续膨胀、消散时，它越来越失去原来的秩序，最后达到最大值的熵，

简介：刘大椿先生提出的“另类科学哲学”对科学文化进行了反思与建构。在《科学文化与文化科学》一文中，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命题，一个任务。一个命题是：“科学或科学文化‘缺失文化’”；一个任务是：“使科学或科学文化有文化”。这两点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简介：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角度解释基层社会情绪政治化的现象。文章阐述了社会成员的组成关系变化，特别是他们和公共组织的连接通道中断时产生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工作单位成为遍地存在的“代理政府”，它们实际上承担着代表、应责、协调和连接的职能。但随着这一角色的收缩和广泛的社会流动发生，社会应责和协调机制式微，个体和公共的连接关系不再，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面临没有组织向自己负责的局面。在基层社会，发挥上述作用的社会机制衰退的程度，可以解释社会情绪的政治性转化。

简介：法学家们在运用传统的“种加属差”的方式定义公共利益时遭遇了概念的不确定性的强烈冲击，迫使一部分入转向对公共利益的描述而非界定。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与韦伯的“理想类型”认为概念的形成对对象要一定有所取舍，这种取舍只能采取对核心特征的强调来进行，于是一定的典型便成为人们观察问题的焦点。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及变迁轨迹无不表明其利益观毋庸置疑的定格在公共利益本位上，将经济法中以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为表征的公共利益观上升为公共利益的典型和理想类型也是方法论上的必然。

简介：12月28—29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由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主办，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协办。来自中、韩两国的2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其中，韩国延世大学朴荣道、罗钟爽教授，韩国京仁教育大学金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陈壁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乔见教授，中山大学刘伟博士等分别作了主题发言。金滞考察了丁若镛的民主规划，认为从“辨等”、士族的教化、土族的德性、小民教化等几个方面，儒家都为当今的民主提供了某些思想资源。罗钟爽从儒家的“仁”与康德理性主义的自律性对比切入问题，探讨了关于儒家人权新的理解的可能性。

简介：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限制适用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及重要发展趋势。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各国国际私法乃至民商法的国际化、趋同化发展，以及国际私法基本价值目标充分实现的内在要求。

简介：公共关系与图书馆的发展杨希平改革开放以来，公共关系在我国悄然兴起，在经济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引起图书馆界的重视和应用。本文就公共关系在我国出现的背景，公共关系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作用，以及图书馆开展公共关系实践活动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等问题，...

简介：齐文化、鲁文化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域文化。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这说明这两种地域文化有诸多共同之处。然而细分之下，齐文化与鲁文化又具有各自的特点，“齐文化以务实性、尚变性、开放性、兼容性等鲜明特征著称于世，鲁文化则以其勤俭质朴、注重传统、恪守礼乐、重德尚恩等显著风格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1］。以往学者研究齐、鲁文化，或关注于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个性特征，或关注于齐文化与鲁文化如何由优秀的地域文化演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从地域文化的视阈下研究齐文化与鲁文化则比较少见。邱文山著《地域文化视阈下的齐文化与鲁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则是这一研究角度下的新著作。

简介：作为新公共管理的继承者和修正者被提出来的后新公共管理，在三个维度全面超越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主张，一是权力重组，从强调分权到适度集权；二是结构重组，从机构裂化到主张机构协作与整合；三是关系重构，从倡导民营化到主张更加重视网络化治理。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主张对当前中国的行政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在人类社会形态和结构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影响国家政权形式、社会和经济制度机制、组织形态的最主要的因素。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作为政府全面掌控社会的手段，单位制是透析我国整体社会结构和运行模式的制度窗口，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另一种运行机制---项目制正日益成为国家、社会的主导行为方式和内在运行逻辑。它将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引入官僚组织体制中，勾连起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权力、利益和创新关系。项目制是如何产生的，它在带来制度变迁的同时又有着怎样的弊端？这是本文试图解释和阐释的问题。

简介：3月22～23日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召开，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举办。会议旨在关注哲学的现实意义，并深入探讨哲学在公共政策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康奈尔大学理查德·米勒（RichardMiller）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策勒（GunterZoller）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黄勇教授、清华大学贝淡宁（DanielBell）教授、复旦大学白彤东教授、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等20位学者与会。

简介：10月8—10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主办，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协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王立民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

简介：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的当代出场是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周期性危机中探索创新之路的资本不断变换自己的主导形态，从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不断重塑历史场景，造就新的资本拜物教，同时也不断创造新的生产繁荣，实现推动历史的新的“伟大文明作用”。文化资本和文化产业就是资本创新的当代出场形态。文化产业是文化的资本化、创利化的结果。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和以往一切资本功能一样，既有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面，同时也有“另类牵引”的消极作用。

简介：公共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儒家哲学对社会交往、公共活动、公共利益、公私矛盾与统一等公共性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儒家公共性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两个向度。“道”是儒家公共性超越向度的表达，是人间秩序建构的价值标准，是现实社会的合法性基础；“礼”与“仁”是儒家公共性现实向度的表达，“礼”为现实社会构筑制度基础，“仁”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支柱。儒家哲学正是围绕“道”、“礼”、“仁”的实现而展开其公共性内涵。在这一展开过程中，儒家的社会理想与人生意义得以实现。

简介：“微时代”一词主要是指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以高度碎片化为特征的新型语境，它的具名来自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积极把握与敏锐反应。近年来，在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影响下，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在经历深刻转型。从理论上讲，新技术已经使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现信息获取，并可以与其他地面空间里的个人进行信息置换。

简介：一个时期以来，习总书记就中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作了多次重要讲话，意义重大。习总书记的讲话受到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的衷心欢迎。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彻底决裂，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化观念。特别是文革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流行的错误观念，至今仍影响着许多人，包括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

简介：政策执行者具有自然人、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等身份属性。在公共政策实践中，政策执行者扮演多种角色。这些角色互有交叉、彼此重叠，形成角色错位、身份矛盾，使执行者陷入价值选择的困境。政策执行者在价值选择中所具有的两种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经常呈失衡状态，表现为其工具理性的张扬与价值理性的式微，这些情况使公共政策执行失灵难以避免。

简介：儒家传统伦理与现代公共伦理首先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历时性关系。二者的区别是：第一，传统伦理重私德，现代伦理重公德。第二，传统伦理的调节范围是熟人社会，而现代伦理则着力调整陌生人社会关系。第三，传统伦理是一种基于人性自我完善的高标准的圣贤道德，而现代伦理则是一种旨在调整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普遍性的基本伦理规范。第四，传统伦理坚持群体本位基础上的以义为上，现代伦理则坚持个体本位基础上的权利为先。第五，传统伦理以仁之爱人的情感为基础，现代伦理以义之合宜的理性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