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春秋》义法是孔子整理鲁史而成《春秋》时,继承发展先前史家笔法而形成的编撰方法、思想原则和笔削法度的总称。《春秋》义法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表层结构指“属辞比事而不乱”的编辑原则,既包括材料取舍上的“先内后外、录大略小”和“常事不书、有变乃志”,也包括材料编排上的“统一时间概念”和“严密时间关联”,前者可以称为载笔之基,后者可以称为载笔之端,两者合起来构成《春秋》义法的前提和基础。《春秋》义法的深层结构指“辞微指博寓劝惩”的思想原则和修辞原则,这些原则以《春秋》五例为基本内涵。修辞原则指涵摄《春秋》各种具体书例的根本法例,即载笔之法,既包括“直书以惩劝”和“制例以臧否”的直笔之法,也包括“婉略以隐讳”和“变笔以褒贬”的曲笔之法。思想原则指超越《春秋》各种细目微旨的宏纲大旨,即通过惩恶劝善的道德评判,凸显载笔之义。思想原则与修辞原则紧密相关,前者是目的功用,后者是手段方法。思想原则与修辞原则合起来构成《春秋》义法的核心和精髓,成为狭义《春秋》义法的主体内涵。
简介:庄学家们或将《庄子·逍遥游》中大鹏理解为庄子笔下象征最高精神境界的逍遥者形象,或将其理解为系列有待者中的一个阶梯,这些分歧的解决端赖于《逍遥游》各环节结构关系的理解和鲲鹏寓言在《逍遥游》中地位的界定。本文即由此争议出发,分析了种种分歧背后的根源,讨论了这种种理解的误区所在。文章进而提出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文献理解方式,将鲲鹏寓言重新定位为《逍遥游》的引言,其意义在于兴发出“小大之辨”。在具体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阅读《庄子》内七篇的义法:在注重获得庄子整体理解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保持各个不同语义层次文献的相对独立性。每一语义系统的意义应该首先在其系统内部推敲、寻求;任何来自此系统之外的意义要想安放到此系统的理解中,都必须和系统的语义无矛盾;一旦发生矛盾,首先应该作出调整的是来自系统外的理解。
简介:真纳由民族主义者向教派主义者的转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04-1928年真纳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他主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将南亚次大陆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1929-1937年真纳的民族主义立场发生了动摇,他更多地关注印度穆斯林的利益,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印穆团结的理想;在国大党赢得1937年省立法会议选举、拒绝与穆斯林政党合作之后,真纳彻底放弃了与国大党合作的幻想,将大多数穆斯林政党合并到穆斯林联盟,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印穆斯林政党。在促使真纳转变的诸因素中,国大党拒绝与穆斯林政党合作是最重要的。真纳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教派主义者使南亚次大陆的分裂成为可能。
简介:<正>《礼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其成书的时间跨度较长,历经战国秦汉之际以至汉初。今存《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则是汉代经学家戴德、戴圣据之删辑而成的。这在学术界几成定论。《礼记》本非一人所作,故内容十分博杂,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则涉及政治、伦理、文化、教育、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它在思想理论方面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广泛的改造和发挥,上承先秦孔、盂、荀,下启汉代董仲舒以至《白虎通》,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礼治主义构成了《礼记》的思想核心。它是在继承孔、孟、荀礼治主义学说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成为先秦礼治主义思想的集成和总结。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礼记》中的礼治主义思想做些考察和分析,以期促进对于儒家政治思想学说的探讨和研究。
简介:孟子的道德哲学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情感主义学说。这一学说以其“四端”之情为基础,主张任何美德规范和体现美德的行为规范最终源自人类天生的不由自主的情感。他的规范伦理学实际上是一种情感主义规范美德伦理学,他所提出的评价性概念,如“仁”、“人”、“君子”和“不仁”、“非人”(“禽兽”)、“小人”等,实质上是针对道德主体的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美德规范(人性的应然之规定)。在孟子看来,美德与行为规范并非源自对外部世界的经验或理性的认知,而是源自人类天生的情感,因此,最有效的道德教育手段不是灌输关于外部世界(包括社会)的经验知识或理性知识,而是“反求诸己”,培养和发展道德主体内心原本就有的“四端”之情,只要保有它们并加以体验扩充,就能“知性”、“知天”,“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道德情感主义充分反映了儒家哲学的根本特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