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收到一批公安局收缴的文物。其中有一方唐代墓志，记载了墓主人王卿儿祖籍、先祖及其生平等内容。本文依据墓志，利用现存文献资料以及近年来发现的唐人墓志，基本理清了王卿儿家族谱系。同时对墓志所涉及的人物王绍、王玄质、王倚等人的官职及相关问题，结合文献记载进行了研究。既可互相对校，又可补史之阈。文中还对墓志中涉及的“太原祁人’、“京兆杜吖等略作探究，进一步证实了唐代世家大族太原王氏、京兆杜氏在当时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通过对志中“东都绥福里”、“龙门原”等地名的考证，了解到王卿儿生前居住在位于唐东都洛阳城东南部的长夏门之东第四街街东，自南向北第五坊，西与南市相隔一坊、北距洛水相隔三坊的“绥福里”；死后葬于洛阳城南郊的家族墓地“龙门原”。

简介：长期以来,法制史学者普遍认为古代中国司法领域中恣意擅断大行其道.本文通过对敦煌出土的唐代实判的考察,发现唐代刑事案件的判案依据为唐律,民事与行政案件的判案依据分别为情理与政局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唐代司法官依据确定而一贯的准则进行判案,恣意擅断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

简介：2003年,在辽宁省朝阳市纤维厂原址基建工地发掘17座唐代墓葬,均为砖筑单室墓,墓向朝南,排列紧密有序。其中5号、8号、9号墓各出土墓志一合,墓主人分别为孙忠、孙则、孙道,证明此处为孙氏家族墓地,此墓地是辽宁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家族墓地。三方墓志记述了墓主人生经历和唐征高丽等历史事件,补正了史书阙漏讹误,是唐朝早期对少数民族逐渐加强管理的实物证据,为研究唐代营州的军事制度和民族关系提供了珍贵资料。本文对以上三方墓志进行了释文和断句,并依据墓志理清了孙氏家族谱系。同时对墓志所涉及的人物孙则、孙道、孙忠、孙会等人的官职及相关问题,结合文献记载进行了研究。文中还对墓志中涉及的唐招慰延陁、唐太宗征高丽、程名振击高丽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营州军事制度进行了考证。

简介：史善应墓志近年出土于西安，墓志描述了一位在历史上几乎湮没的东突厥王族人物的真实人生，同时为深入了解隋唐之际中原王朝和突厥的关系提供了最真实的资料。史善应作为突厥沙钵略可汗的孙子，其墓志对突厥世系的记载补正了文献中的许多讹误。史善应生长在中原，前后参加了隋炀帝出征高丽、流亡江都、随唐太宗征讨王世充等事件，成为初唐政治史上重要的胡族人物。其墓志中对中国历史上族际流动乃至族群凝聚和国家认同的描写值得注意，志文体现出对英雄祖先和华夏认同既统一又相背离的印记，这种民族血统和文化授受上的矛盾性，构成了墓志在历史记忆和情节诠释上的特色。只有把握个人在家国转折中的命运，才能理解在墓志文字背后隐藏的真实历史片段，从而真正进入墓志书写的世界。

简介：《急就章》由西汉元帝时期史游所编,从汉至唐一直是社会流传的主要识字教材,在汉语传播和书法艺术领域具有重大影响。今世所传《急就章》以章草写本最多,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澄清堂帖》卷十一,原有两宋时期流传的吴皇象书《急就章》唐摹本刻石,惜已被人割去《急就章》主体,仅存宋人当年鉴赏唐代摹本真迹而留下的题跋和观款十一段。宋以后历代书家与学者对皇象书《急就章》流传情况多有研究,近现代则以容庚、启功诸方家为最,但限于实物的亡失和史料的缺失,对该书在两宋流传情况始终未能清晰厘定。本文将跋语所涉二十三位历史人物生平事略及观、藏唐摹《急就章》情况逐一考证,梳理出皇象《急就章》唐代摹本在两宋时期的八段流转世序,为洞悉中国古代法帖流传情况打开一扇重要的历史窗口。

简介：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在自身的发展中，既借鉴了汉晋仕女画元素，又为当时的仕女画造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因子。探讨莫高窟唐代女性特征较为明显的观音画像与仕女画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从艺术交流的角度加深对二者发展的认识，而且是在人物画发展链条中对二者准确定位的前提。

简介：唐代有三大类型的知制诰。第一型在唐前期，大多以高官（如侍郎）去充任，其本官的官品比中书舍人的正五品上高，跟皇帝的关系密切，往往由皇帝亲自钦点委任。第二型在唐後期，特别是宪宗以降，多以郎中和员外郎充任，本官的官品比中书舍人的低，跟皇帝比较疏远，而跟宰相的关系密切，常由宰相荐任，一般负责草外制。第三型则是学士院中带有知制诰衔的翰林学士，跟宰相没有什麽关系，而跟皇帝亲近，一般负责草内制。翰林学士当中，有些带有知制诰街，有些不带；若带则只是一种加衔，似为定俸禄之用。此外，唐宋中书舍人照例从不带知制诰官衔，但後人有时会误书“中书舍人知制诰”那样的职称。

简介：史料记载表明,黄泗浦遗址与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有关。2008年以来,黄泗浦遗址数次发掘中揭露的唐代房址,或可为文献记载提供相关佐证。房址F19、F20及F21均属于2011年发掘的范围内,依据现有考古成果,可对其建筑形制,包括单体大木作、小木作、砖石作和几座建筑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一定的探究并初步复原。

简介：在经典的郊庙礼制中，“太祖”的地位极为重要。但礼制意义上的“太祖”，在唐代郊庙礼制中并非不言自明，而是经历丁从隐微不显到极於至尊的变化过程。唐初采用太祖虚位的六亲庙制，未明确确立宗庙“太祖”，其时景帝虽庙号“太祖”，实际并不具备礼制上的“太祖”含义。神龙时期，作为武氏七庙的对立面而建立的七庙之制，始以景帝为宗庙太祖，但终玄宗朝，景帝的太祖身份并没有在制度上得到实质体现。安史之乱後，伴随儒学在礼制重建中的影响增强，“太祖”开始逐渐取得经典礼制上的至尊地位，围绕“太祖”的礼制论争也构成了中晚唐郊庙礼制的核心论题。本文梳理这一历史过程，并尝试对相关礼制论争与制度变化作出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