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这些文献主要是佛教典籍,既有佛教经典,又有僧人行记,还有各类释门杂文,真实地反映了前弘期吐蕃佛教的兴盛状况。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此外,还有其他多种古代文献,如法律文书、占卜类文书、伦理文书、文学作品等,不管是藏文或汉文,都是弥足珍贵历史资料。
简介:“三尚一论”(zhanggsumblonbzhi)语出《贤者喜宴》一书。日本山口瑞凤以为“三尚一论”实为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时期的体制。其余学者对“三尚一论”并未质疑,均认系唐代吐蕃的政治体制。作者指出,《贤者喜宴》虽为教法史料中最为可信的一部书,但所载吐蕃相关史事,仍未脱教法史料的通病,亦即必须与吐蕃文献史料以及汉文史料相互印证对勘,方能确证其记载是否详实。作者从吐蕃宰相制度的角度论证“三尚一论”可能从未在吐蕃实施,并由敦煌文献《吐蕃大事纪年》以及P.T.1071《狩猎伤人赔偿律》之记载重新解释《贤者喜宴》所载的zhanggsumblondangbzhi等,考证“三尚一论”是否符合史实的记载。
简介:<正>吐蕃时期是藏民族形成的历史时期,也是藏族文化逐渐定型的重要历史阶段。众所周知,佛教文化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文化的传入、传播和发展中,翻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打算对翻译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中的历史作用,和它在藏族文化形成中应有的历史地位进行一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推进对这方面的研究。吐蕃时期的翻经翻译中心主要有两处,即吐蕃本部地区和敦煌,本文主要国绕吐蕃本部展开。译经起源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是在松赞干布时期正式大规模传入吐蕃社会的,但也并不排除藏文文献中记载的佛教在拉托托日聂赞时代就已渗入吐蕃的可能性。佛教之所以在这个
简介:唐代吐蕃的宰相制度,是吐蕃官制中最具变化和代表性,且影响吐蕃王朝最深者。吐蕃王朝的宰相制度,历经四变:其一为独相制;其二为众相制;其三为僧相制;其四为回复众相制。其中众相制的推动与实施,对吐蕃王朝影响极其深远,包括确保了悉补野氏政权的祚命,稳定了当时吐蕃的政局,阻绝了臣下太阿倒持的现象,赞普重新站上了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位置,也使得赞普王室手中多了操控吐蕃政治与吐蕃氏族生态的利器。文章以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纪年》及吐蕃碑刻铭文为主要史料,勾勒出吐蕃众相制的部分轮廓,并对其内涵进行了分析,包括众相的官衔、员额、任期、职权以及众相是为大论的候补入选等,认为吐蕃成功地师法唐朝的众相体制,且深得众相制的精髓,再次证明了唐蕃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
简介:<正>吐蕃时期的盟誓,是联结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纽带,也是当时社会的一大特点。本文拟通过对盟誓形式的演变及其作用的分析,来透视吐蕃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形式及其演变盟誓在吐蕃社会从兴起到形成一种制度,有个发展过程。盟誓最原始的形式是人们之间相互赌咒发誓,最初为“对天起誓”。后期文献的记载当是原始习俗的遗留。《贤者喜宴》说:“不说谎言之法,即以护法神作证而起誓”;《王统世系明鉴》道:“若不能判断是非之时,立护法神像为证而誓”。今日民间赌咒发誓的语言丰富多彩,更能说明问题。可以说,今日民间赌咒发誓的作法也是古时人们赌咒发誓风气的遗留。最初的盟誓形式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