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这些文献主要是佛教典籍,既有佛教经典,又有僧人行记,还有各类释门杂文,真实地反映了前弘期吐蕃佛教的兴盛状况。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此外,还有其他多种古代文献,如法律文书、占卜类文书、伦理文书、文学作品等,不管是藏文或汉文,都是弥足珍贵历史资料。
简介:摘要:物候学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提出。物候学主要是研究自然界的植物(包括农作物)、动物和环境条件(气候、水文、土壤条件)的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季节现象变化的规律[1]。竺可桢先生和宛敏渭先生在美国森林昆虫学家霍普金斯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了物候在我国具有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以及古今的差异[2]。其中物候的古今差异理论为研究历史气候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具有重要的意义。竺可桢先生1972年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应用考古材料、物候资料和方志文献首次勾勒了我国近5000年来气候的周期波动性变化的基本状况,提出了中国气候变化的“四暖四寒”模式。[3]先生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反映的是东部季风区的一般规律性,并不完全适合于我国西部非季风区,更无法直接套用于青藏高原复杂地理环境的气候变化。但这种研究模式已被历史地理学界广泛采用,并逐渐形成了历史地理学的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本文将以这一方法对《弟吴曲迥》(吐蕃史)中记录的历史物候资料进行梳理,抛开文本中带有明显的文明修饰和文法比喻成分,通过分析有用的历史物候资料,试图探索吐蕃时期青藏高原腹心地带粗线条的历史农业地理轮廓。
简介:<正>看了电视片《文成公主》之后,不少同学对吐蕃的蕃字读音产生了疑问:“吐蕃的蕃字,在字典上只查到fān、fàn音,为什么电视里读作bō,是否读错了?”回答很简单,这个字古音读bō.公元七至九世纪时,我国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军事奴隶制政权,唐人称之为吐蕃.《新唐书·吐蕃传》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宰野’.”今藏人自称其族为“博特”(Bod).按:“发”、“蕃”二字双声,古可通转.注意:“发”、古读为“拔.”《诗》:“鳣鲔发发,”《释文》:“发,补末反.”“一之日(咸肉)发”《说文
简介:“三尚一论”(zhanggsumblonbzhi)语出《贤者喜宴》一书。日本山口瑞凤以为“三尚一论”实为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时期的体制。其余学者对“三尚一论”并未质疑,均认系唐代吐蕃的政治体制。作者指出,《贤者喜宴》虽为教法史料中最为可信的一部书,但所载吐蕃相关史事,仍未脱教法史料的通病,亦即必须与吐蕃文献史料以及汉文史料相互印证对勘,方能确证其记载是否详实。作者从吐蕃宰相制度的角度论证“三尚一论”可能从未在吐蕃实施,并由敦煌文献《吐蕃大事纪年》以及P.T.1071《狩猎伤人赔偿律》之记载重新解释《贤者喜宴》所载的zhanggsumblondangbzhi等,考证“三尚一论”是否符合史实的记载。
简介:<正>吐蕃时期是藏民族形成的历史时期,也是藏族文化逐渐定型的重要历史阶段。众所周知,佛教文化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文化的传入、传播和发展中,翻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打算对翻译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中的历史作用,和它在藏族文化形成中应有的历史地位进行一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推进对这方面的研究。吐蕃时期的翻经翻译中心主要有两处,即吐蕃本部地区和敦煌,本文主要国绕吐蕃本部展开。译经起源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是在松赞干布时期正式大规模传入吐蕃社会的,但也并不排除藏文文献中记载的佛教在拉托托日聂赞时代就已渗入吐蕃的可能性。佛教之所以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