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人口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常态,人口规模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总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低生育水平基本稳定;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老化,老龄化问题突出;出生性别比偏高且居高不下;劳动年龄人口跨过拐点,步入下行通道,劳动力数量比较优势开始下降;流动人口规模空前,为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革,传统家庭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人口发展中呈现的新常态,调整完善人口政策是解决人口结构性失衡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发展的应有之义。

简介：政区的设置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的空间投影，其首要目标是为维护国家政权稳定服务，表现方式便是设置州县以加强统治，以保证封建国家征收到更多的赋税。“在中国封建社会，各地户口和赋税的数额，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关系到政权的巩固，同时也是显示政区经济实力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无疑也是划分行政区数量和确定规模等级的主要依据。”

简介：本文采用人口学的指标体系构建法分析2000年＂五普＂和2010年＂六普＂汇总数据,解析了维吾尔族人口在地域分布与社会阶层方面的固化现象,探讨了这样的固化可能带来的维吾尔族人口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差距扩大的隐忧。最后,本文基于研究发现,提出了促使维吾尔族人口整体融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些建议。

简介：一、韩国生育率的变化朝鲜战争前的1950年,韩国人口为2000万。战争结束后,韩国政府推行奖励生育政策,加之深受＂多子多福＂的儒教伦理影响,在韩国人特有的＂生下来反正饿不死＂观念驱使下,韩国出现了婴儿潮,人口暴涨。1960年韩国人口达到2500万人。这10年韩国人口年增加率为3%,每个家庭平均6.3名子女。韩国人口密度比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还高。1961年,朴正熙军政府认为人口暴涨会制约经济增长,采取控制人口政策,提出＂不节制生育的后果不免是乞丐＂的口号;

简介：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及其他数据,本文从动态结构视角对新疆以及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族这四个主要民族的人口现状及变化特征进行了描述分析。研究发现：新疆人口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其中,新疆汉族以迁移增长为主,而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仍以自然增长为主。在人口结构方面,无论是自然结构还是社会经济结构,新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在人口分布方面,汉族人口主要集中在城镇且分布相对均衡,而少数民族人口多居住在乡村,且呈现明显的聚居性,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居住隔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新疆各民族人口发展的差异及不平衡性依旧存在。新时期充分认识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发展特点、差异及不平衡的现实,将为我们落实好新疆工作会议精神打下必要的基础。

简介：＂一带一路＂战略,是依据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国内地缘经济政治环境新态势和亚太地缘经济政治环境新变化,所做出的陆海双栖经济走廊合作机制的战略抉择。＂一带一路＂将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先进装备制造业方面实施产能合作,构建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以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为重点,进而打造海上战略支点,并与沿线国家实施战略对接,形成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布局。

简介：多民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加速了族际流动。在此过程中,不同民族成员身份的认同都有其核心的构成要素——族性。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中,民族成员个体的族性会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这种变迁既有伴随着少数民族成员的城市适应和融入而产生的族性的内嵌和交融,也有伴随着少数民族成员城市融入的社会紧张和社会排斥而产生的族性表达和彰显。

简介：改进作风常态化对于贯彻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要作用。改进作风常态化需要解决党员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严明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净化政治生态等问题。

简介：作为一种民俗文化资源,节事资源的旅游产业化开发对解决我国经济、环境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人口-产业”的视角出发,基于节事资源的集聚效应,按照“消费人口分析-产业资源的创意开发”的逻辑,对节事资源的旅游产业化开发的路径进行分析.本文认为,节事旅游人口的分析应从需求、认知、行为三方面进行;根据所属地域空间的不同,节事资源的旅游业开发的模式有属地式与飞地式两种;根据产业融合原理,节事资源旅游业开发的总策略是走产业融合之路,即发展节事旅游产业,并且要针对不同的节事资源类型提出不同的具体策略.

简介：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布局与多个因素相关,其中与区域内的多个因素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如经济生产总值、教育支出等,这些因素虽然使各区域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很不平均,但经过专业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分布数量符合区域内的实际情况,布局较为均衡,能够较好地满足各区域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发展的需要。

简介：在中国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人口频繁流动,在此种趋势下,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人口外流逐渐发展,对于人口流出社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并导致了相应的社会后果,一方面为社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带来先进的技术与观念;另一方面也使农村社区的生产萎缩、社区治理负担加重、社区居民趋向原子化及民族文化传承出现困境。本文在调查云南一个少数民族村庄人口外流现状的基础上,考察其对社区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能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社区的发展,同时为类似的调查与研究提供参考经验或材料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