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壮大,志愿服务统计信息的社会需求日益增长。志愿服务统计指标的设定是统计工作的基础。本文设计了志愿服务统计指标体系,提出志愿服务的核心统计指标。本文认为,志愿者人数、志愿服务时间、年人均志愿服务时间、志愿服务参与率、志愿服务组织数量是志愿服务统计的核心指标。针对志愿者注册率和志愿者活跃度两个指标共用的缺陷,本文建议用志愿服务参与率一个指标衡量居民志愿服务的参与情况,并结合国内外实践对志愿服务参与率的内涵做出了清晰界定。

简介：但不可以认为数字证据即为电子商务中产生的证据,所以应当对数字证据与视听资料、书证的关系进行比较,如computerevidence（计算机证据）、electronicevidence（电子证据）、digitalevidence（数字证据）都有其之使用者

简介：城市扩展过程中因时空差异会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空间区域,空间区域的结构分化塑造了不同类型城市社区的存在。在由城市中心向外扩展过程中依次形成了均质型社区、异质性社区、并制型社区以及转制型社区的空间布局。不同类型的社区内因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治理结构,社区会根据内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家权力与市场自发配置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一体化治理、多元化合作治理、平行式治理以及村治模式是各类型社区适应社区制度环境形成的不同类型治理机制。

简介：根据违法性标准,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应分为真正的构成要件要素与虚假的构成要件要素。整体评价要素属于虚假的构成要件要素,不是故意的认识内容。就真正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言,"外行人的平行评价"公式降低了故意的认识要求,有类推评价之嫌;相反,借助中间概念,因循涵摄过程可以鉴别真正的构成要件错误与不重要的涵摄错误。就空白要素而言,若其功能是补充构成要件要素,则其错误是构成要件错误;若其功能是补充说明违法性,则其错误是涵摄错误或违法性错误。其中,行政违法性认识与刑事的实质违法性(社会危害性)认识具有同质关系,与刑事的形式违法性(被刑法禁止性)认识具有条件关系,而构成要件故意的认识内容是能体现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事实,既不包括社会危害性本身,也不包括被刑法禁止性。

简介：就其来历而言,“国家所有”存在着三种类型。对中国而言,“国家所有”的依据可概括为:国家所有即为全民所有,人民民主,公民拥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基于此,重新理解国家所有,明确在规范与事实、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的绩效风险,发现并规避这些风险,对于公法和私法同样意义重大。

简介：通过对不同材质和制作方法印章的印迹特征进行研究,发现其中的规律特点,为判别印章的类型提供基本依据。为此,从印章的材质和制作方法入手,分别总结了不同类型印章的典型印迹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印文印迹特征为判别印章类型提供了有效的依据,大部分印章可以通过此类特征予以判定。但在判别的过程中,要注意盖印的条件,同时对印章印迹特征的分析要准确。

简介：纵观世界犯罪学各领域分支的发展历史,犯罪统计的范式与数据都在其前进变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科学系统化的犯罪数据统计向学者们提供了检验犯罪学理论的实证数据与客观事实依据。通过对中美两国官方犯罪统计标准的辨析,掌握中国公检法机关的犯罪统计结构与美国官方UCR等项目的犯罪统计分类方法;通过将两国过去20年官方犯罪统计数据的汇总与分类,分别对杀人、强奸、抢劫、盗窃案件的犯罪数量、发案率以及变化趋势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两国处在的同类犯罪之不同现状,从而把握中美犯罪统计标准与数据的变迁脉络。

简介：公共服务供给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依托和抓手,更是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核心体现。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越来越成为困扰当前公共管理学界的棘手问题,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文章从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概念内涵、类型划分、形成原因和破解模型等方面探讨了中西方不同学者的研究进展,并指出现有研究过于侧重公共服务的供给侧视角而忽视公共服务的需求侧视角,侧重组织结构视角的形成逻辑而忽视变迁和话语视角的分析,侧重分析“怎么做”而忽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分析。未来应该加强从多维视角对该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

简介：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呈现跨越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大学生数量节节攀升,纵观2001年到2016年高校毕业生数量,比较发现,2016年毕业生数量是2001年毕业生数量的6.71倍。虽然就业岗位数量在逐年上升,可相比于大学生的涨幅而言,就业市场的供需问题越发失衡。因此,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在读大学生往往着眼于那些要求低,易替代并且工作时间短暂的岗位———兼职,借此满足我们日渐升高的消费需求,基于这样的情况,大学生兼职已经步入常态化。

简介：《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继往开来,引入目的保留条款,契合了扩大自治、放松管制的民事立法潮流。在判定违法合同的效力路径上,应认为第153条第1款摒弃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为代表的规范分析进路,而是采用了以规范目的为指引,综合各项利益关系认定合同效力的个案衡量进路。在具体操作上,法官应以比例原则为指引,审慎认定违法合同的效力,在此,对强制性规定以及违法行为的类型化整理仍可作为辅助手段,增强裁判的稳定性。在违法合同的效力判断中,须注意强制性规范的禁止对象,准确认定是负担行为还是处分行为无效。第153条第1款的但书规定在合同绝对无效与有效之间预留了一个弹性空间,在个案中,法官须根据规范目的,以必要性原则为指引,可以将违法合同灵活认定为相对无效、部分无效、非当然无效、向后的无效、不确定的无效等无效类型。

简介：2017年,检察系统作者在法学C刊的发文选题在刑事检察和民事、行政检察领域呈现出较为均衡的分布态势尽管传统的规范性研究仍占绝大比重,但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已接近五分之一从作者单位分布来看,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其直属事业单位占比较大,而省级、市级、区级检察机关之间的差别较小从作者地域分布来看,东中西部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东部地区仍占绝对优势.有必要加强对中西部检察人员从事研究的倾斜性支持,以减少区域学术资源不均衡造成的地区差异.

简介：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经济结构调整使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新挑战。为准确把握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社会态度,课题组对2018年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中民营企业家的风险预期、政治态度、经济观念、文化观念、改革获得感、分配公平观等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相较2014年和2016年两次调查已有明显的提升,但仍需要提振;对未来房地产形势是悲观多于乐观;对涉及政府治理的地方债务、社会秩序稳定比较有信心,但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高于对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认为本地需要更严厉的反腐,更倾向“贤能政治”而不是“民选政治”,表现出实用主义取向;认为有国际势力试图阻止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对国家是否保护弱势产业存在分歧;普遍珍视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