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从裁判主体、案件事实认定、法律规范合理性及正当程序等角度对陪审员专家化举措进行了论证,结论是陪审员专家化实质上是法院对人民陪审制的功利性利用而非激活陪审员制度＂活力＂的有效措施,用陪审员专家化解决陪审制面临的问题是不合理、不明智的。

简介：为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以执行网络为基础,以协作性治理为补充的公共政策执行模式的创新成为新趋势。但是网络化管理和协作性治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从中性的工具主义角度来理解政策执行的手段性功能,相对忽视了这种方法创新本身的合理性。为了克服工具主义的片面性,需要自觉认识公共政策执行网络及协作性治理作为模式创新的合理性。

简介：从我国发票监管法律制度设计看,无论是手工发票、网络发票,还是电子发票的规定,都体现了政府＂全能型＂的监管职能,是典型的政府识别型发票制度。发票政府识别的本质在于税控目的下的发票形式真实性识别,这导致了复杂多样的造假与偷漏税手段、放大了监管成本。对政府来说,设计一个有效的发票制度,关键不在于通过＂控票＂参与经济交易本身,而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发票监控机制克服交易信息的残缺问题,以同时满足不同使用者的均衡化利益需要。因此,发票监管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在于：摒弃发票形式真实性监管的行政化理念,回归交易自治型发票制度来重新设计发票的税控功能。

简介：目前冲突理论的研究假设已经从＂冲突会损害组织绩效＂的基本前提过度到＂冲突的效率中性＂认知。团队维持合理程度的冲突能激发成员之间的创意思维,有助于组织创新。但冲突管理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企业跨国并购后要将双方冲突控制在合理水平以发挥其积极效用显得尤为艰难,目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后多采用隔离模式以尽量减少冲突的发生,鲜有成功利用冲突增加商业价值的案例。本研究借助社会学家对合理性理论的意义和性质的阐述,探讨合理水平冲突的本质特征,客观分析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后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及今后的努力方向,为企业正确认识并科学解决并购后的冲突问题提供思路。

简介：《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突发疾病认定工伤的规定,因存在较多自由裁量的因素,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且该条款将抢救时间限定为48小时,极易引发法律和道德的冲突,这就需要法院在审判过程中,紧紧把握＂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这一认定工伤的前提,准确理解＂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内涵,依法判定是否构成工伤。

简介：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有赖于＂法治中国＂的实践,探究法律诚信之于社会诚信体系的推进意义必须尊重法治,以欧美国家为背景追寻其基本要义。法律保障公权力主体、市场主体及相互间的信用关系,效力与效果则源于国家、私人组织及个体恪守诚信合理性的证成,社会契约论、现代博弈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构成了理论佐证的核心范畴。在＂缘何如是＂的基础上,权力与非权力主体才会尊重法律评判的权威,从自由裁量的原义出发,建构完备的诚信法律体系,失信的非道德评价便成为遵守法治所形成的习惯。由此,富含人文精神的法律诚信,以正义原则为价值指引,无疑会推动公民诚信自觉的形成,促进诚信社会的建设。

简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目标。当代中国场域中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职能不断转变与治理主体不断转换的双重逻辑结合的产物,它突破了治理的传统视域,将权力之治与公共事务之治相融合,旨在实现国家与社会之治的交融。文章以历史制度主义观点审视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指出其操作合理性基于四个主要因素,即国家外部压力体系的挑战、国家内生动力的制度化运行、执政党精英的大力推动以及现代国家执政理念的确立。

简介：宣布国家教育考试成绩无效,因具有惩戒性、处分性、不利性等法律特征,属行政处罚。法院在审理考生不服此类决定案件时,应同时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审查。对于显失公正的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决定,法院享有司法变更权。为充分实现行政诉讼目的,应修改《行政诉讼法》,全面赋予法院对不利行政决定的合理性审查权。

简介：保护当事人合理期待是合同法隐含的基本原则，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法院开始将之作为解释保险合同时普遍适用的方法，据此否定合同中对承保范围的明确规定，重构合同权利义务。将这一作为兜底性条款的抽象法律原则事实上转化为优先适用的具体法律规则。这种做法既未能消减不公平条款，也有悖于保险营业的技术特性，因而不值采行。但另一方面，保险作为公共物品的属性和保险市场固有的结构性利益失衡表明，仍有必要实现合理期待从具体解释规则向如给付均衡一般的抽象矫正原则回归。这也可弥补基于给付均衡原则的司法审查不及于核心给付条款的局限。

简介：理性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对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影响重大。公共行政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是理性反思和自我成长的过程。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作为两大主流思潮，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科的产生和演变，使公共行政学科长期处于二者的钟摆之间。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社会解构和价值批判直接促成了公共行政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产生。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研究途径的演化，继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的自我完善和不断成长。

简介：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视域下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它既非如市场主体那样以营利为目的．也不像政府那样以强制手段来行使职能。而是以志愿精神为指导内化自身。作为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角色出现的社会组织其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必首先是工具、手段，以满足人们情感的、利益的、信仰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需求。但社会组织在追求“价值理性”的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志愿失灵”的尴尬境地。因此，要使社会组织的功能真正得以发挥，需要重新审视社会组织行动过程中功能发挥的理性指向．结合第一、二部门的理性指向一工具理性和第三部门原有的价值理性，形成一种交互理性，以更好地实现资源整合和功能发挥。

简介：从上世纪40年代第一台计算机诞生至今,经过70年快速发展,世界已处在日新月异的信息化当中。信息化使人类成了“千里眼”“顺风耳”,让人类增强了应对自然的能力。人类从最初靠表情、手势表达信息,到学会使用语言文字“书信传情”;从“走门串户、奔走相告”传达信息,到“孔明灯起、烽火狼烟”传递军情;今天已是“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的时代。

简介：《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了环境侵权无过错归责原则。环境侵权概念内涵,即指因人为活动而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进而损害或者可能损害他人的人身权、财产权或环境权益等的行为。环境侵害包括环境侵权和纯环境损害,纯生态环境损害不包括在环境侵权范围之内。试图通过环境权或生态权理论的建构或者通过"纯经济损失"的法律解释方法将纯环境损害纳入传统私法救济路径并非可行。可行的路径应为借鉴欧盟环境责任指令,制订我国环境责任法,规定一定目录的企业、行业、场地、设施、装置等的所有者、经营者、持有者或占有者对其运营所致的生态环境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对此以外的情形承担过错责任。

简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正式迈入法治时代。法治时代与人治时代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其实就是理性精神。法治是对理性精神的弘扬,而人治更多体现的是感性,是个人的主观随意。法治所体现的理性精神正是哲学的基本精神。哲学是理性

简介：建设美丽中国需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理念，即生态理性的理念。生态理性是一种以自然规律为依据和准则、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原则和目标的全方位的理性。尊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系统性、价值性、和谐性是生态理性基本原则。只有使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上升和转换成为生态经济理性和生态科技理性，培养和造就生态理性人格，才能实现美丽中国梦。

简介：为了满足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需要,实现＂民主刑法＂、＂公民刑法＂、＂保护刑法＂的价值追求,刑法应当确立全面保护原则,保护公民、单位、社会和国家的法益,对公民法益的保护应处于优先地位。确立刑法的全面保护原则有民主主义、人权理论、限制刑罚权思想的根据,但其必然会面临诸多的困难和障碍。我们应该坚持刑法的全面保护原则入宪,在我国宪法第33条增加一款：＂刑法既要全面保护公民的法益,又不得对罪犯适用违背社会道德的残酷刑罚。＂并在刑法立法中贯彻落实全面保护原则,补充刑法总则的法律空白,开展合理限制下的犯罪化,还应对刑法解释进行规制,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坚决贯彻落实全面保护原则。

简介：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共识。要实行法治，就应认真对待法治原则。法治原则是法治的基本要素。沿循法治原则变迁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到，虽然法治原则具有普遍的面向，但受制于现实社会语境的差异而具有相对的特殊性。要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就应从当代中国的基本制度出发，在明确法治原则的基本特征基础上，阐明法治原则的基本内容，揭示其应有的基本功能与价值。

简介：据报载,因为倒垃圾,梁先生被广西南宁市高新区北湖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以违反村规为由,要求罚款5000元,经讨价还价罚款减至2500元,没有任何票据。梁先生质疑村委有无罚款的权力。对此,村委回应称,2500元是乱倒垃圾后的垃圾处理费,不是＂罚款＂,更不是所谓的＂创收＂。任性的村规并不少见,动辄大额罚款的带有普遍性。

简介：租赁合同本为一种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债的相对性原则，承租人只能向出租人本人主张对租赁物的使用、收益，不能对抗第三人。而近现代民法承认买卖不破租赁规则。该规则突破了传统债的相对性原则，使租赁权具有对抗力。本文通过对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立法价值取向的分析和其基本内涵及适用条件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对世界上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概况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各国的先进可取之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我国仍有借鉴作用。

简介：当前我国社会法律、道德和精神生活领域出现的突出问题，皆与缺失应有的理性敬畏心态有关。因此，社会治理要高度重视创新治理体制和改进治理方式。培育人们对于法纪和道德的理性敬畏心态，夯实广泛的社会认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