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国防大学并接见国防大学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和师以上领导干部，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会议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简介：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绝对、普遍的稀缺假定,行为经济学提出一种＂相对稀缺＂概念,即人们所拥有的资源不足以满足其需求的心理状态。由这种相对稀缺状态所诱发的＂稀缺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知觉、注意、认知、以及偏好和决策等。

简介：作为检委会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委会决策辅助机制在提高检委会决策科学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检委会决策辅助机制主要依赖检委会办事机构和检委会专职委员作用的发挥,因此,既需要从强化服务职能、管理职能和监督职能三个方面优化办事机构辅助功能,又需要优化专职委员的职权,赋予专职委员询问权、建议权、专题调研权和协调督办权。

简介：我国航天发射基地原有西昌、酒泉、太原发射中心，其中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是最重要的一个。之所以选择西昌作为卫星发射基地，是因为西昌又称为月亮城，天气晴好，符合卫星发射要求的气象窗口较多。西昌位于我国的内陆深处，从安全保密等角度考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简介：瑞信研究院发表两年一度的报告，女性在高级管理层的比例越高，股东获得的超额回报就越大。在调研的亚太区12个市场的1400家公司中，自2010年至2015年，董事会的性别多元化程度提升60％，改善显著。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公司，继续获得超额回报。

简介：在发展的同时有效科学调控城市人口尤其是特大城市规模,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需要从长远着眼,建立一以贯之的人口调控战略。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摇摆,都将付出不可逆转的代价。人口规模对于一个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是决定一个城市规模的关键因素,也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

简介：本文在分析了指挥决策的概念的基础上，简要阐述了缉私警察警务指挥决策的重要性，最后主要以海关缉私局为例，对海关缉私警察警务指挥决策策略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为海关缉私部门缉私指挥决策效率的提高以及效果的改善提供保证，从而使走私问题能够被更好的解决。

简介：我国近年来频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揭示了我国环境风险决策中公众参与渠道受阻的问题。反思我国环境风险决策存在的现实问题,公众参与权利体系必需要从理论和制度上予以完善。公众参与权包括信息权、程序权和救济权。信息权利是公众参与权的前提,程序权利是公众参与权的核心,救济权利则是实现公众参与权的保障。因此,要想解决我国环境风险决策中的现实问题,就要在落实协商民主决策模式的前提下,保障环境信息的充分公开、公众的全面参与、权利的有效救济,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元价值,走向真正的环境法治。

简介：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当前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法治意义,准确把握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成就与不足,找准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着眼点和着手点,是继续推进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改革的关键.只有如此,才能完善行政决策机制,使行政决策成为科学、民主、规范的决策,成为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重要举措.

简介：评估公众参与公共决策面临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包括缺乏明确统一的公众参与概念和类型划分、缺乏普遍认可的评估指标体系、缺乏公认可靠的评估工具。基于参与类型界定——评估指标设立——评估工具选择的TCT评估框架能够有效破解评估的理论困境。TCT评估框架包括三个基本要素：首先依据公众与决策者的互动程度界定公众参与的基本类型，其次在公众参与类型划分的基础上，从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两个维度构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评估指标体系。最后基于评估对象并遵循可用性、信度和效度标准选择合适的评估工具。

简介：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的首要环节,行政决策法治化是依法治国在决策领域的具体要求和体现。健全、完善依法决策机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明确要求,也是桂林市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加强行政决策规范化、法治化,要求以法治思维为抓手,培养行政决策法治化主体;以正当程序为核心,构建行政决策法治化流程;以法制机构为主体,加强行政决策法治化监督;以责任追究为重点,健全行政决策法治化责任。

简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把专家论证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必经的法定程序的一部分,但由于对专家论证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制度规范,文章在分析了专家论证法治化的现状、问题及原因之后,在专家论证法治化的立法、范围、选聘、独立性、权利义务和责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完善性的建议。

简介：侦查方案的选择在侦查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结合侦查决策的特点进行。侦查决策具有目标多元化、目标间不可公度两个显著特点；侦查方案的选择可借用决策理论中的多目标风险决策模型，其运用涉及到侦查决策目标的界定和衡量、侦查决策的多目标转化为单目标的方法、侦查活动中自然状态的界定以及侦查各目标值如何转换为无量纲值等四个问题；多目标风险决策模型可用于初查方案的选择、侦查途径的选择、侦查措施的选择和破案时机的选择等。

简介：红军东征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陕甘根据地中央红军亟需得到巩固与发展的形势下，为贯彻党的瓦窑堡会议新确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所采取的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介：【裁判要旨】单位的决策机构、法定代表人经会议讨论或依职权作出决议、决定应当认定为单位整体意志，未形成会议记录的，不影响单位整体意志的认定。经济往来中，收受回扣的主体不限于交易的相对方，也包括与交易相对方有利益关系或者对交易相对方有实质影响的其他关系人。

简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使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这要求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不足包括三个方面：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最终决策。其中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环节的不足尤为明显。为此，中国有必要从观念、制度、人才使用三个方面进行改革：走出“弱国无外交”认知误区，从整体与长远角度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强化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对外事务上的统摄功能，一名政治局常委任常务副主席兼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负责对外事务，外交部长由一名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副总理兼任；建立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类制度，强化外交官的离岗培训，大量增加“外部人”，即把有经验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吸收到外交决策部门中来。

简介：基于独立司法,特别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挑战了民主制度基础性原则的假设,美国宪法学者投入了很多精力来解决所谓“反多数人难题”。而政治学研究则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联邦最高法院与民意机构保持了一致。然而,本文认为“反多数人难题”极少反映了联邦最高法院的运作常态,因为只有很少的判决是关于国会立法的。因而,一方面,“反多数人难题”并不能代表整体的态势;另一方面,政治学者的解读也显示了对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回应性的过度乐观。本文认为弱回应性不应当是一个问题,反而是公众得以保持他们对于最高法院长期信赖的事实基础,是联邦最高法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存在的合法性源泉,是司法独立保障制度有效运作的很好体现,是成熟民主正常运作的必备要素。本文利用已有的政治学成果,运用计量方法从总体上分析了公众意见和联邦最高法院判决间的关系。统计结果显示公众的政治态度很少影响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方向。而法院意识形态和下级法院的自由派判决作为更有力的影响因子是更好的预测最高法院判决的变量。

简介：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简介：中共党组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与执政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是实现党对国家机关工作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和制度保证,在本单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背景目标下,党组的作用发挥应该有所调整,做到运转更加精准、有效。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会议和文献精神要求,党组运转的核心内容应当聚焦于重大决策（＂三重一大＂）,途径是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和支持司法,总体标准（目标）是保障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与合法化。党组运转的空间是封闭的,限于本单位。党组的有效运转需要内化于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重大决策行为中,并进行具体的程序完善。

简介：对公共事件的报道,媒体扮演了信息生产者、信息加工者和信息传递者的角色,通过发挥议程设置和议程引爆功能对立法议程产生压力性影响。由于立法决策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受限、立法议程设置阶段公众参与渠道不畅,立法决策者借助媒体获知公众立法需求,并在其压力影响下做出突击性回应决策。这使得立法决策可能面对一系列不利后果：信息失真、信息不对称现象加重、信息结构失衡进而导致信息使用策略的失败。我国立法决策者应当正视媒体信息和公众舆论在互联网时代给立法决策带来的新约束,转变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制度的现有功能定位,公开立法议程创建环节的相关信息,增强对代表提案和立法项目建议的科学论证,以保证公众参与在立法资源分配源头环节发挥实质性影响。